综合国力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等的全面发展水平，它是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在实质上包含有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且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非线性的动态大系统。
古代时期的研究侧重于从一个方面探讨国力，如认为国力强大主要靠发展农业的重农国力学派、认为军力强大国力才会强大的重军国力学派等。近代时期的研究者将“综合”因素作为国力评判的标准，如国势学派的斯勒兹从“基本力”“结合”“行动”三方面来进行国情国力的考察、政治算术学派的威廉·配第以较系统的数量分析手段对国情国力进行比较研究、重商财政学派的亚当·斯密将财政信贷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相对的耐久能力的尺度、地缘政治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会受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区位的影响等；到了现当代，综合国力研究中研究体系全面化、研究方式数字化、指标设立结构化表现明显，如主张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大战略”理论、R·S·菲利克斯·克莱因提出的用以测度和评估一国国力的“国力方程”、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等。
综合国力研究是一门跨越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现代军事学决策学、管理学、高新技术学科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交叉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综合国力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基本因素，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地位有重大影响。
中文词源
战略研究部黄硕风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综合国力概念的第一人。他首次使用综合国力概念是在1985年举办的“战略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美苏综合国力对比展望》一文中。而综合国力这一表述被认为是直接引自日本。日本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书名里直接使用了“综合国力”这四个汉字，日语原文中的汉字组合与中文的“综合国力”四字只差一个字或半个字，它的构词、语义与汉语几乎相同。中国将综合国力英文翻译为“Comprehensive National 功率”，目前，这一英译已经被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仅仅专指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而不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普遍流行（通用）的概念。
研究发展
古代
重农国力学派
古代国力学的产生与当时所处生产条件密切相关。农业被认为是古代国力的重要基本因素。古代“重农学派”国力论人们认为，要使国力强大主要靠发展农业。古代中国春秋初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管仲被认为是“重农学派”国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发展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本。他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写道：“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和世卿世禄制；奖励农战，鼓励耕织；按军功授官；推行耕战政策。商鞅认为，“治国之要”是“令民归心于农”，以农为本，粮草丰裕，能守能战，国力才强。“重农学派”国力论作为古代一种流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古希腊建筑雅典、印度、埃及等农业发展的国家都比较盛行。
重军国力学派
历史上的“重军学派”认为，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确保国力的强大，才能确保本国的安全，从而提倡扩军备战，鼓励当兵服役。“重军学派”国力论的著名人物之一是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他重视军队建设，曾利用马其顿人的方阵和攻城器械，征服了一个从印度河到埃及，从伊朗到希腊的波斯帝国。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的荀子对军事威慑在国力竞争中的作用也很重视。他认为，“兵动城固县，敌国畏之；国一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意思是说，军队精锐，城池坚固，就能使敌国慑服；全国团结一致，政治上搞得好，就能使友邦信任；虽然是处于偏僻地域的国家，威力也可以震动天下。总之，“重农学派”或“重军学派”的国力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比较突出强调了国家职能的某一方面是国力的决定性要素，而忽视了国力的多元性或综合性的认识。
综合国力学派的萌芽
孙子是最早提出对于战争力量进行综合评论的思想家，他也被认为是综合国力学的先驱。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他提出道、天、地、将、法五个制胜因素，这是论述古代战争制胜的因素，实际上包括了政治、自然（天时、地利）、经济、军事、外交、精神等各个方面，被认为是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荀子·议兵》中也提到：“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又云：“凡用兵攻战之事，在于壹民”。《韩非子·心度》中则强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孟子》更明确地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是对这一思想的发挥。孙子把政治状况看作为战争力量的首要因素，从当代的综合国力论角度看，这也是十分重要的要素。
近代
近代综合国力的研究有四大学派，分别是国势学派、政治算术学派、重商财政学派、地缘政治学派。
国势学派
国势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令、阿亨瓦尔、斯勒兹。德国著名学者康令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首次将国情国力阐述上升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而且其有关国势研究的要素体系已经与现代综合国力的构成框架极为近似，但在表述上是笼统的。阿享瓦尔第一次提出了一些数字对比的实例，但其比较研究的方法却是文字记述式的和静态的。斯勒兹则将国势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从静态拓展至动态，且建立起一个类似具有现代动力系统学思想的崭新的研究体系，他主张从“基本力”“结合”“行动”三方面来进行国情国力的考察。
康令（1606～1681）是德国著名学者，是国势学的创始人。他在比较分析了当时欧洲各国的人口、土地、财政、兵力、社会秩序、立宪、行政、国家组织与结构等方面的国情国力状况的基础上，还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四因论”的观点出发，进一步论述阐发了决定国家重要事项的四个因素，即国家的土地与人口（质料因素）、国体与政体（形式因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动力因素）、建设国家的目的（目的因素），并且解释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次将国情国力阐述上升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且其有关国势研究的要素体系已经与现代综合国力的构成框架极为近似。
政治算术学派
政治算术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配第（1623~1687），是西方近代以较系统的数量分析手段对国情国力进行比较研究的先驱。配第的《政治算术》与《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里，配第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一系列分析手段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荷兰、法国和英国三国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的分析比较，指出了英国的富强之路，并最终得出英国能够超过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结论。
英国的威廉·配第（1623～1687），是政治算术学派”国力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政治算术》（1690）、《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在这两部著作里，威廉·配第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一系列分析手段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荷兰、法国和英国三国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的分析比较，指出了英国的富强之路，并最终得出英国能够超过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结论。配第是西方近代以较系统的数量分析手段对国情国力进行比较研究的先驱。
重商财政学派
这一学派从财政金融实力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强国致富论。其领衔者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因为财政金融实力和强权政治间存在着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便有人将这种财政信贷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相对的耐久能力的尺度，并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主要因素是财政金融能力。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也被视为该国力论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地缘政治学派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所开创的政治地理学是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先驱。拉采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会受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区位的影响，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要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挈伦是第一个使用“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学者。1916年，他在《国家有机体》一书中正式把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并将之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豪斯浩弗的弟子之一奥托·毛尔在1936年概括地道出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地缘政治学将自身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作为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地缘政治学研究国家与环境的初始关系，以及试图解决源于空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当政治地理学仅仅考证一个国家的空间条件时，地缘政治学则探讨一个国家的空间需求。”19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在其发表的《海军战略论》文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将一国凭借其实力夺得制海权作为衡量世界强国的标准，并提出了夺取制海权所必须具备的6项条件。地缘政治学者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则提出了重陆权的国力论，将地缘政治因素作为决定国力的一个重要变量来考虑，用历史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修改了麦金德的世界岛，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占领和控制核心地区。
现当代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综合国力的研究进入了较大发展和在社会中影响日益加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比较显著的特点有：研究体系趋向于全面化；研究方式趋向于数字化；指标设立的结构化和动态化。
“大战略”理论
20世纪30年代，在人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同时，各资本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角逐也达到了空前白热化的程度，“凡尔赛一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体系所确立的全球暂时的“均衡”格局行将倾覆。在此背景下现代综合国力论的研究开始逐步向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得尔·哈特，在其《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大战略”概念，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阐述综合国力问题的理论之一。其要点是：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政治目标。这一理论比传统的只强调军事实力的早期综合国力理论更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
“重控制作用”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了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新均势。全球新格局的形成，客观上要求综合国力研究在理论上作一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进一步探索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美国德裔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r）倡导的“重控制作用“国力理论是该时代这一领域中的主流学派。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实际上就是各国间的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又可归结为保持权力、显示权力和扩大权力3种形式。他还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的实力应由3大部分9个要素构成：一是物质因素构成（地理和自然资源）；二是人力因素构成（人口、国民性、民心、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三是人物结合因素构成（工业实力和军备）。摩根索是西方近代和现代综合国力研究的集大成者。
定量分析研究
在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西方两大对抗集团对峙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美苏双方都需要通过增强各自的综合实力来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在实际力量的对比方面达到其显示威慑的战略目的。西方和某些发达国家对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遂开始由定性阐述向定量探索的方向转化。德国理论物理学教授威廉·富克斯在1965年发表的《国力方程》一书中，根据自然过程和生物过程的演化原理，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过程也近似于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变动趋势，并提出了一个用以测定国家实力动态变化的强国公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问题和战略研究学者，美国的R·S·菲利克斯·克莱因以近代地缘政治国力学说的内核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用以测度和评估一国国力的数学模式：“国力方程”。当代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则在菲利克斯·克莱因数学模式的基础上，对某些变量的内涵略作改动，提出了一个修正的“国力方程”。
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的发展格局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1987年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3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即本“综合三要素”国力测度理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逐渐重视综合国力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黄硕风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综合国力概念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致力于综合国力研究”，并在1985年首次提出“综合国力”概念。黄硕风在其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中建立了由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资源力、政治力、外交力、文教力等7类29个指标构成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也建立了综合国力动态方程和综合国力盛衰方程及综合评价法，社会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研究人员约瑟夫·奈多次提出，一个国家的实力由“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组成。其中，“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奈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根据“软、硬实力”评估模式，采取“强、中、弱”3个等级的定性定量测评法，并对199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由于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和错综复杂，各主要发达国家均主张以综合国力竞争战略作为其实现国家利益和权力的主要方面。在“多元化”时期以综合竞争战略为主导的国力论研究背景下，出现了“四元一体”国力论。所谓四元一体是指：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即以经济实力为核心，以科技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相威慑，以“民主”文化作渗透或突击的先导，进而形成一种“对抗与合作”相融、“协调与干涉”并用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的评估体系。1997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了综合国力课题组，课题组开发出了国内乃至国际独特的“综合国力演示程序”，并建成了国内首家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数据库”，并进行量化分析。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一研究在方法上（量化分析）以及研究创新上均有独到之处，是国内在综合国力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论的提出
随着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种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政策纳入综合国力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法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发布的《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对这种综合国力进行测度和比较的方案和方法。报告指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条件、机制和准则为据，全方位考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在国家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各要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系统分析和评价综合国力及各分力水平，对比分析并找出不足，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和实施方案，以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报告认为，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报告采用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即AHP），也就是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的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了由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社会发展程度、政府调控力、外交力、生态力等7类79个具体指标构成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指标体系。
基本理论
内涵
综合国力的概念因为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以及研究领域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表述。
在西方社会中，与中文综合国力对应的是权力（power），较早的定义是：权力是指主权民族国家为实现其国家利益所拥有的力量的强度，也许是一种容量。J·富兰克尔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国的实力是使本国的意图具有效果的能力，国力是一种潜在力，实力分为强制性契机和非强制性契机，意即强制力和影响力。”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综合国力指的是国家承受各种挫折、克服困难、自我恢复和不断更新的能力，它应包括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实力、技术发展水平、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状况、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外交联盟和地缘政治。”
中国学者佟福全认为：“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所谓综合国力，系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等的全面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当然是综合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看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它的经济实力，还要看政治、科技和军事的发展程度。”黄硕风在1992年对综合国力作了如下界定：“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合力。”李庆臻认为：“综合国力是个系统概念，具体来说，综合国力有六个子系统的指标组成，分别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资源实力、教育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许门友在《全面小康带来民族复兴》中将综合国力定义为：“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神等实力，以及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等基础实力。其中，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实力。”
对于综合国力的定义主要有如下一些基本内容：第一，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实力，它是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在实质上包含有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是动态变量，但实力可以度量和测算。第二，综合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表现为由诸多要素构成的非线性的动态大系统。它既包括具有物质形态的“硬”实力，也包括精神智力形态的“软”实力；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人为）因素；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和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孤立的强调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综合国力的实质就是关于国家生存力、发展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化协同力。第四，由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增加，各国综合国力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可比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日益剧增的互补性。研究综合国力必须研究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第五，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科技水平的竞争，而现代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为高科技的较量。因此，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的竞争。但竞争的手段还是通过军事力量，因而军事力量仍将是综合国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构成要素
对于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被认为是综合国力研究的基础问题。自20世纪70年现代意义的综合国力概念提出之后，学者们就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新的探讨。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要素”说、“软、硬实力”说、“多要素”说、“七要素”说等。
“三要素”说
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了测定综合国力的标准，并在《日本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运用和阐释：测定各国的综合国力应当包括三大要素，即国际贡献力、生存力和强制力。这三大要素又包含多项子要素。国际贡献力是指促进国际组织的建立、发展并为国际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子要素包括：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生存力是指一个国家应对国内外危机的能力，子要素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强制力是指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意愿强迫他国改变行动的能力，子要素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实力、外交能力。
“软、硬实力”说
“软、硬实力”说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在《仍是竞赛中的强者》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国家的实力由“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组成，两者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
“多要素”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在对综合国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理论上批判吸收了过去一些研究的成果，实践中适应国际社会“从单一的、直接和几乎是无合作的竞争，向复杂的、间接的和有合作的竞争方向过渡转化”的需要，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更多的采用了细分为具体多要素的形式。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在其每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从国际竞争力和政府作用的层面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划分为：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程度、科学技术和人口结构素质等8大种类。
“七要素”说
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黄硕风在《综合国力新论》提出的“七要素”说。他把综合国力的构成概括为经济、政治、科技、国防、文教、外交、资源7个方面，同时提出“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结构中以‘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
评测模式
评测指标体系
J·P·考尔的综合结构比法
美国J·P·考尔将国力分解为六个指标，首先计算各国指标占世界总计的比重，然后根据给定的权数对六个指标比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总得分。其指标与权数如下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将统计指标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统计测算方法相结合、统计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别分析与世界格局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评价分析相结合，经过分解与综合交叉应用，对分层赋权、逐层汇总所得数据作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分析结果。课题组设置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共分为八个子体系：（1）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四个方面（2）经济活动能力：包括经济实力（总量）、经济实力（人均量）、生产效率、物耗水平和结构五个方面（3）对外经济活动能力（4）科技能力（5）社会发展程度：包括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保健水平、通讯和城市化五个方面（6）军事能力（7）政府调控能力（8）外交能力。这八个子系统下约设置了80个具体指标和调查问题。
国力方程测定
罗伯特·汤普逊国力方程
英国学者罗伯特·汤普逊提出的综合国力由人力、资源和国家的意志组成，其国力方程为：国家实力=（人才+资源）*意志
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
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提出的综合国力，由人口、钢和能源产量三个要素组成。其国力方程为：其中，Mt表示t时期的国力指标，P表示人口，S表示钢产量，E表示能源产量。
R·S·克莱因国力方程
R·S·克莱因把国力分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包括基本实体、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精神力量包括战略目标和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并提出了一个用以测度和评估一国国力的数学模式：国力方程。其中，PN为综合国力指数；C为基本实体，由人口和领土面积构成；E为经济实力，由GDP、能源、关键性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食品生产和对外贸易等6大类指标构成；M为军事实力，用一国所拥有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之和表示；S为战略目标，是指在国际环境中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和要保护的国家利益；W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是指一个国家动员其国民支持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能力。
福岛康仁国力方程
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在菲利克斯·克莱因数学模式的基础上，对某些变量的内涵略作改动，提出了一个修正的“国力方程”，其公式为：其中，C＝人口＋领土＋自然资源；E＝（GNP＋人均GNP＋GNP实际增长率）＋（工业、农业、商业实力之和）；M＝军事实力；G＝国内政治能力；D＝国家外交能力。
综合国力动态方程
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黄硕风研究员运用系统论、协同论和动力学的原理，提出综合国力应该是生存力、发展力、协调力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体，并设计了“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模型，其主要方程为：其中，Yt指t国的综合国力；Kt代表协调系数，表示有关国家领导协调统一的诸构成要素；Ht指硬实力，表示综合国力有关物质形态的诸构成要素；St是软实力，表示精神和智能形态的诸构成要素；α和β分别为“硬’’弹|性指数和“软”弹性指数，表示—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精神状态。
影响评价
综合国力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综合国力作为国家重要特征之一，对国家的行为、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综合国力的正确评估与比较分析，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综合国力提供了达成战略要求的基础和手段。无论是作为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基础或手段，国家将其直接作用于对象国和国际关系，或影响、或威慑、或制约，借以达到其战略目标。
综合国力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基本因素。国家行为采取何种方式，总是建立在自身国力的基础之上，同时兼顾与别国的相对国力。这同样决定了国家对外行为方式选择余地的大小。综合国力的大小和构成特色，也决定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选择。一国的强弱兴衰和国际地位的升降，取决于它的实际综合国力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能力。
综合国力的强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它满足国民需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决定其文化传播力的强弱及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对其他行为者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手段与途径的强弱多寡，及其影响范围、领域与程度。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基本上决定了国际体系结构、内涵、状态与走势。主要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则决定了体系的全球层次的结构一国际格局。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