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心度》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所著《韩非子》中的一篇文章。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来管理人民，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稳定。

原文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注释】从：通“纵”，放纵。恶(wù)：厌恶，憎恨。王(wàng)：称王，即统治天下。知：同“智”。越：当做“趋”。起：当做“趋”。适：专注，专门在这方面致力的意思。上：通“尚”，崇尚。

译文

圣人治理民众，考虑人的本性这一根本问题，不放纵民众的欲望，其目的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因此，当必须对民众动用刑罚时，并不是因为厌恶民众，而是出于对民众的爱护。刑罚严厉，民众就比较遵纪守法；奖赏过多，奸邪之事就容易滋生。所以，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刑罚的执行，而不是过度的奖励。民众的天性是不喜欢遵守法规的，因此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时，通过明确的奖赏鼓励民众积极工作，同时加强刑罚，使民众习惯于遵守法律。这样做可以使国家的公务不受干扰，防止奸邪之事的发生。因此，善于治理民众的君主会在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而善于作战的将领也会在开战前赢得民心。圣人治理民众的原则是，首先治理民众的根本，这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在战争中，首先动员民众，使他们支持战争，这样才能获胜。这是因为，如果能够在治理民众和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就能够统一民众的思想，使他们重视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实施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减少奸邪之事的发生，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让治理变得简单。这些原则的贯彻与否决定了国家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正确的治理政策，而君主的地位则取决于其拥有的权力。因此，明君不仅掌握权力，而且始终如一地实施良好的治理政策。然而，昏君可能会开始拥有权力和良好的政策，但他们最终会放弃这些政策，从而成为昏君。明君因其权力而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良好的政策。因此，法制是称王的基础，刑律是君主关爱民众的表现。民众天生厌恶劳动，追求安逸。这种态度会导致国家的荒废和混乱。如果不广泛实施奖惩制度，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要想成就霸业，就必须赢得民众的支持；如果法律体系不与时俱进，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治理内部混乱。治理民众的方法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调整。在民风淳朴的时代，可以通过名分来规范民众的行为，而在智慧发达的时代，可以通过刑罚来控制民众的行为。如果法律不随时代变化而更新，或者不随着民众智力水平的变化而调整，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或实力减弱。因此，圣明的君主应该根据时代的特点和民众的智力水平来调整法律。在一个注重农业的社会中，爵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君主的地位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给予有功之人适当的奖励，就可以防止邪恶势力的出现。在崇尚武力的社会中，爵位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君主的地位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君主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实现霸业。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依赖私人教育而不是农业，那么爵位的价值就会降低，君主的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内外兼修，君主要致力于自我强化，这样才能实现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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