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近代散文家、思想家、政论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
薛福成出身于清寒的书香之家，自幼入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二岁时跟随母亲顾氏前往父亲任所镇江府。受时代影响，薛福成摒弃应时虚文，不学八股，不做诗赋，不练小楷，一心致力于经世实学。早年以副贡生之身进入曾国藩幕府，累积功劳获封直隶州知州。曾国藩病逝后，与曾纪泽处理完丧事后，前往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下诏让臣民上书言事，薛福成上书提出治平六策及海防十事。后获得李鸿章赏识并进入其幕府，协助李鸿章处理洋务及外交事务。当时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上书言事，让清廷任命其担任总海防司，薛福成上书极力反对，认为赫德不能委以重任，于是清廷停止此事。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薛福成害怕朝鲜会重蹈琉球王国的覆辙，于是奏请朝廷派遣舰船支援朝鲜，后清军平定朝鲜内乱，薛福成因功晋升为道员。光绪十年（1884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宁绍台道，法国攻占越南时，东南沿海形势严峻，朝廷下诏沿海地区戒严，浙江巡抚刘秉璋命令薛福成总揽军务，修筑海防，后率部连续两次击退来犯的法国军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授予湖南省按察使，次年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期间负责与英国商谈滇缅边境问题，后与英国签订二十款条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及权益；曾与英国人争取于南洋等地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归国，在上海病逝，朝廷下诏嘉奖并赐予抚恤。
薛福成一生著作颇丰，著有《庸庵文编》《庸庵笔记》《庸庵海外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浙东筹防录》等。赵尔巽在撰写《清史稿·薛福成传》时认为，薛福成创作古文，文字浅显易懂，隐含事物道理，尤其擅长议论记载事情。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清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薛福成出生于江苏无锡宾雁里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字叔耘，号庸庵，祖籍为江苏江阴。在诗礼传家的薛家，历代祖先在科举上都不如意，薛福成自幼家庭清寒，其父薛湘依靠教书养家，其母顾氏做女红补贴家用。道光十一年（1831年），薛福成出生的前七年，因薛湘乡试中举，薛家逐渐兴盛发达起来。
薛湘中举后外出担任官学教习，薛福成随母亲顾氏前往外祖母家居住。薛福成自幼体质虚弱多病，但六七岁时被其母顾氏送入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在顾氏督促下，学习进度远超寻常学童。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薛湘会试高中，两年后的殿试名列二甲，后被派往镇江市担任府学教授。道光三十年（1850年），薛福成在外祖母去世后，跟随母亲顾氏前往镇江，来到其父薛湘任职的镇江府学署继续读书。
太平军爆发后，受到社会上经世实学风气的影响，薛福成摒弃应时的文章，不学八股，不做诗赋，不练小楷，一心致力于经世实学，虽然薛福成不愿将时光浪费在八股文上，但依旧认真参加科举。咸丰八年（1858年），薛福成和其弟薛福保一同参与科举，起初二人已经落榜，但主考李联绣查阅遗卷时又将二人提拔出来，薛福成兄弟这才考取了秀才。不久后，薛福成跟随长兄薛福辰前往湖南省看望父亲薛湘，但因薛湘突然去世，薛福成兄弟便着手处理丧事，后因薛湘县令任上账目不清，二人便在湖南停留很长时间。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克苏州市、常州一带，薛福成兄弟十分担心，匆忙赶回家乡，几经辗转才于宝应东乡找到离散的家人。同年秋天，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薛福成认识到必须读书砺志，具备真才实学，才能振兴中国。
初入曾幕
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捻军在山东省击杀蒙古科尔沁区亲王僧格林沁，于是清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率部攻打捻军，而曾国藩率军北上时，沿途遍贴招纳贤才的榜文。六月，当曾国藩抵达宝应时，薛福成写下上万字的《上曾侯书》去拜见曾国藩，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条对策。曾国藩对薛福成的上书赞赏不已，并招募薛福成进入其幕府。薛福成跟随曾国藩攻打捻军，但因战局不利，清廷以李鸿章取代曾国藩负责攻捻，于是薛福成又跟随曾国藩返回南京。
同治六年（1867年），薛福成再次参与乡试，仅考取不能进京参与会试的副贡生，此后他又参加过一两次乡试，但均未成功，而这也彻底断绝了薛福成的科举之心。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薛福成随之前往保定市，二人之间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曾国藩希望培养出一批懂得洋务的人，对薛福成等人非常关心，并经常训勉幕僚要懂得“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每当有文稿撰写时，曾国藩都会让幕僚们各写一篇，增加幕僚们的练笔机会，经过几年的积累，薛福成的才能、识略得到提高，人们将薛福成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并称为“曾门四弟子”。薛福成在曾国藩幕府期间，密切关注天下大势，不断对改革时弊提出对策。
薛福成进入曾国藩幕府七年时间，早年捐得同知衔，后以劳绩被保举为候补同知，又因平定西捻被晋升为直隶州知州，加赏知府衔，成为头戴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爪蟒袍的五品官员。经过曾国藩幕府生活的磨砺，薛福成自认为能够肩负“兵事、饷事、吏事”，希望能像之前那些师爷一样，走出幕府担当重任。
上书扬名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于南京，薛福成帮助曾纪泽处理完丧事后，有些茫然不知所往。虽然曾得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举荐，但因其资历尚浅，也未能展现过人的才学，没能得到清廷的重视。六月，薛福成前往苏州书局任职，闲暇之余，便去游览沧浪亭、南禅寺等风景胜地，但仍然关心天下局势，与人合刻曾国藩疏稿，撰写批评科举制度与治理黄河水患等方面的文章，以及像《海瑞论》《叶向高论》等大批借古喻今、暗砭时弊的史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去世后，四岁的光绪帝载湉（tián）继位，次年，按照官场惯例，薛福成由苏州市前往北京拜新皇。因途中路过山东省，薛福成便顺路前往山东巡抚丁宝桢处看望其弟薛福保，并看到朝廷让臣民上书言事的诏书，于是他写下上万字的“治平六策”及“密议海防十事”，请丁宝代为上奏。
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核心内容为整顿内政；而“密议海防十事”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北洋水师宜练、铁甲舰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核心内容为洋务，是效法西方的“自强之道”。薛福成的“应诏陈言疏”送达朝廷后，引起极大反响，两宫太后命令军机大臣将薛福成的“应诏陈言疏”交由各大衙门商议，后许多内容被清廷所采纳；同时，“应诏陈言疏”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很大震动，使薛福成成为洋务派中的一颗新星，后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将其引入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运筹北洋
薛福成入参北洋幕府后，很快便成为李鸿章的主要文案，不仅代笔撰写奏疏、信件等工作，还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参与海防或边防建设，洋务运动及外交事宜。光绪元年（1875年）初，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被杀，英使威妥玛借机提出八项条款，强迫清政府增加抚恤金、多开放通商口岸、豁免通商口岸厘税等要求。薛福成密切关注“马嘉理案”的交涉，认为英国虽然强大，但却受到俄、德的威胁，又与俄罗斯帝国争夺土耳其，不愿意与清政府开战，清政府应该加强防务来保全和局。于是薛福成将其对英国提出八项条款的想法，写成《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给李鸿章。李鸿章对薛福成的建议非常赞赏，后奏请调薛福成随行前往烟台处理交涉事宜，并采纳了薛福成的部分建议，最终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薛福成因功被提升为知府。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薛福成因母亲顾氏病逝，丁忧回乡，次年提前返回北洋幕府，继续为李鸿章执掌文案，襄理政务。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为清政府筹建海军上书，于是清政府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并让其负责舰艇添置、洋将选用工作，总管中国的海防。薛福成知晓后，认为这种做法只见其害、未见其益，英国人赫德虽然身处高位，但仍心向外国，如今他已控制清政府海关收入，再兼任总海防司，那么清政府的兵权与饷权都将落入赫德之手。于是薛福成上书李鸿章，建议清廷军事不能遥控，总海防司必须亲赴海滨，让赫德辞去总税务司的职务专心练兵，最终赫德只能放弃总海防司的职务。
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野心增强，使清政府面临来自日本的威胁。薛福成网罗见闻，将其“应变之道”写成《筹洋刍议》，成为反映其洋务思想的代表作。薛福成在书中阐述五个内容，即反对不平等条约、预防日俄的侵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征税主权以及阐述洋务运动的理论依据。《筹洋议》呈送给李鸿章后，备受其赞赏，后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官员们的参考书目，同时也在洋务派和进步人士中流传起来。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内乱爆发，日本驻朝鲜使馆被烧毁，于是日本趁机以平乱为名，增兵朝鲜。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听闻朝鲜内乱，张树声欲奏请清廷立刻出兵援助朝鲜，便请薛福成等幕僚前来商讨对策，薛福成认为事态刻不容缓，如果日军先抵达朝鲜，恐怕会使朝鲜向琉球王国一样被日军占领，请求速派军舰前往朝鲜。于是张树声“先斩后奏”，派遣提督丁汝昌等人带三艘军舰支援朝鲜，最终日本看到清政府早有准备，便不敢轻举妄动。朝鲜内乱平定后，薛福成因运筹之功被晋升为四品道员。
浙东抗法
光绪十年（1884年），薛福成被朝廷任命为宁绍台道，告别了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当时，清军与法军在越南发生冲突，法国乘机向清廷索要赔偿，要求清军撤出越南，并派军舰闯入中国沿海，于是清政府颁布沿海戒严的命令，提督欧阳利见驻守金鸡山，统领杨歧珍驻守招宝山，总兵钱玉兴派兵驻守各处关隘，但诸将互并不统属。因宁波处于浙东要地，巡抚刘秉璋驻守杭州市，直接指挥宁波、镇海前线的军队十分困难，于是便在宁波设立海防营务处，由薛福成总领营务。薛福成上任后便前往镇海视察防务，巡查完前沿阵地后，便制定了加强防务的计划。后法国舰队闯入闽江，击沉福建水师七艘兵舰，导致中法战争正式开始。因浙江省毗邻福建省，薛福成加快防务建设，为方便军情传递，迅速完成宁波到镇海的电报线路铺设，并严格盘查中外客轮，防止法国军舰混入镇海，同时薛福成将定海区的法国教士全部集中于宁波城北或者上海市，防止“间谍”出现。
光绪十一年（1885年），南洋水师“开济号”等五舰奉命南下增援台湾，却遭到法国军舰，后“开济号”等三舰意外退入镇海口门，另外两艘军舰躲入石浦湾，但未等薛福成派兵支援石浦湾，两舰便放水自沉了。法国军舰追击至镇海口，薛福成一面利用沉船堵塞镇海口门，一面严禁“开济号”等舰船官兵登岸，避免他们放水自沉舰船。面对法国军舰的进攻，薛福成命令炮台及三艘军舰开炮迎战，击退法军数次攻击。当法国军舰停止进攻后，薛福成便移开尚未沉下的旧船，让民船仍能出入口门，使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此外薛福成还建议统领钱玉兴偷袭法军，杀死了很多敌军，后来中法和议完成后，于镇海口市外停泊四十五天的法国军舰才撤走。
镇海海战胜利后，薛福成认为浙东防务仍需加强，于是起出沉船、拔掉桩木、疏通镇海口门，同时向巡抚刘秉璋提出增添炮台的建议，通过向商民募捐资金，购买了七门德国重炮，大力修建镇海防御工事。经过薛福成四年的努力，镇海防务被他打造得固若金汤，遇到战事，镇海守军可以节节防御，为此薛福成写下了《笠山宏远炮台铭》。
出使四国
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薛福成被任命为湖南省按察使。次年春，薛福成完成交接事宜后，按照惯例要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时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刘瑞芬卸任，继任者陈钦铭又因病被免职，于是尚未赴任的薛福成，便被朝廷免去原职，赏赐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后历任光禄卿、太常卿、大理寺卿等职，但仍留任出使大臣。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1890年1月31日），薛福成于上海金利源码头乘坐法国“伊拉瓦第”号轮船西行，开启驻外使节的生活。随行者包括继室盛氏和二等参赞黄遵宪等三十余人，经过海上30余日的颠簸，薛福成等人最终于3月6日抵达马赛港。办理完交接手续后，薛福成先后向法国总统、英国女王、比利时和意大利国王递交国书，他往来于英法意比等国，直接接触了西洋文化，开拓了视野。薛福成不仅浏览西方的风光，还研究各种制度，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动向，虽然他赞美西方的文化、制度，但也对其进行客观考察和取舍，同时发现当时的西方社会穷兵武、大肆扩军备战、对宗教过度狂热等问题。通过对新事物、新道理的认真研究，薛福成提出很多见解，使其思想得到进一步突破。
薛福成出使期间，坎巨提派人向清廷求援，自从克什米尔被英国攻灭后，坎巨提便归属于英国，后因英国在其境内修路，坎巨提展开抵抗而遭受失败，于是派遣使者前来求援，清政府下旨让薛福成弄清原委。薛福成便去会见英国外相沙力斯伯里，探听到英国防范沙俄的急切心情，于是与英国订立条约，消除双方之间的仇怨。后薛福成上书清廷，陈述英国和沙俄之间争夺帕米尔高原的现状，奏请朝廷与沙俄开展边界勘定，英国会在暗中帮助。薛福成作为出使四国的钦差大臣，决心利用中法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改善的时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此外薛福成还做了大量工作，代湖广总督张之洞订购并运输湖北铁厂、织布厂的机器，与英、俄的大东、大北两电报公司进行业务谈判，与英国交涉英国人梅生走私军火的案件，以及与英、法等国交涉芜湖、南昌、丹阳等地教案等。
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清廷指示薛福成与英国商谈在新加坡附近岛屿增设副领事的事宜，于是薛福成着手制定在华侨聚集地逐步设立领事的计划。薛福成援引国际法和各国惯例，照会英国外交部，声明清政府有权派遣领事分驻英国属地，在其努力下，终于与英国达成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后英国要挟清政府同意其在喀什设立领事为条件，换取清政府在香港设立领事，因清政府拒绝英国在喀什设领的要求，英国试图推翻允许清政府在香港设立领事的决议。薛福成积极努力，认为清政府可以趁英国在喀什设领之际，规定设立领事必须由清政府给予准照，此后按照国际公法，清政府就可以将之推广到各大在华设领的国家。最终薛福成的努力，没有换来清政府的支持，在香港设立领事之事也就没有成功。
薛福成抵达巴黎与伦敦的使馆后，发现英国占领缅甸后，中英签订的《缅甸条约》中对滇缅边境未做规定。同时，薛福成获悉英国秘密派人前往滇缅边境探查地形与矿产，又打算修建直通云南省边境的铁路，通过对这些事情的分析，薛福成认为英国暗中布置完毕后，必然会挑起新的争端，或是催促清政府重新划定边界。于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薛福成向清廷上疏，提出确定滇缅边界的意义，并奏请清廷任命他代表朝廷与英国商谈边界。经过薛福成的努力，他将曾纪泽出使英国时，谋求将南掌、拈人诸土司划归清政府条件进一步放宽，最终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薛福成于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日）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及商务条款》，条约的签订，打击了列强的侵略野心，捍卫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染病身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二十三日（5月27日），薛福成同新任钦差大臣龚照瑗完成交接事宜后，于马赛乘坐“堪尔图号”邮轮开启回国之旅。由于龚照迟到几个月，使得薛福成不得不在盛夏乘船远渡重洋，漫长的归途十分辛苦，期间遭遇风浪及红海的闷热天气，后于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抵达上海市，并暂时居住在河南路北的天后宫。由于薛福成一路饱受辛苦，又疾病缠身，抵达上海后便病倒了。六月十九日（7月21日），薛福成让家人们雇了几条官船，想要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傍晚，薛福成突染流行性疫病，其妻盛氏赶忙请医生回来抢救，但因薛福成久病虚弱，最终病逝，终年五十七岁，清廷知道后下诏嘉奖并赐予抚恤。薛福成死后二十余日，其妻儿们为薛福成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
主要事迹
政治
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写下上万字的《治平六策》及《密议海防十事》，在《治平六策》中提出整顿内政的内容，认为内政治理可以从开特科、停捐例、裁绿营等办法着手，将曾向曾国藩等督抚大员提议过的建议直接呈送到最高统治者面前，并提出为京官增加养廉、免除商品厘金、巩固塞防等新想法。而在《密议海防十事》中提出发展洋务，认为要努力改善外交工作、培养新式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加强海军力量和发展商业与矿业。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重视，很多内容被朝廷采纳，同时引起李鸿章的赏识，将其引为幕僚。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将其对英国提出的八条条款的想法，写成《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呈送给李鸿章，他认为答应英国提出觐见皇帝、提审云南巡抚等条件，对中国没有大害，但是对免征洋货厘税的条件，应全力争取，以保障中国的利权。李鸿章对此非常赞赏，部分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并让其参与对英国公使的谈判。
清政府欲任命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总管中国的海防，薛福成认为借用外国军事人才，必须受中国官员节制，防止出现大权独揽的局面。认为兵权、饷权全部落入赫德一人之手，危害十分巨大，于是上书李鸿章，建议清政府命令赫德担任总海防司，必须亲赴海滨专心练兵，辞去总税务司之职，这样赫德放弃总海防司。薛福成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认可，上奏朝廷并依此实行。
军事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内乱，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认为时机的得失，间不容发，不能按照常规流程去办理，应尽快出兵防止朝鲜被日本占领，张树声采纳薛福成的建议，打破常规惯例，在未奏报朝廷之前便派遣军舰前往朝鲜，避免日军抢先登陆朝鲜，最终平定朝鲜内乱，未让朝鲜重蹈琉球的覆辙。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担任宁绍台道，加强宁波市、镇海的防务，认为中原地区没有强大的海军，要加强海防，必须炮台、陆军和堵口相结合，同时将外国传教士内迁，后率部重创法国的军舰，取得镇海海战的胜利。
外交
光绪十六年（1890年）接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期间，与英国商谈坎巨提事件，并达成合约；依据国际法，与英国人商谈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之事，认为要使华侨少受欺辱，一个最重要的办法便是在华侨聚集区设立中国领事，经过其努力，取得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在南沙群岛的槟榔屿设立副领事及仰光设立领事的权利；与英国商谈滇缅边界问题并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收回了云南省边界部分领土和权益。
人物作品
薛福成著作丰硕，《清史稿·薛福成传》记载著有作品《庸庵文编》《庸庵笔记》《庸庵海外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浙东筹防录》，薛福成三子薛莹中整理出版的《庸庵全集》，包括《庸庵文编》四卷、《庸庵文续编》二卷、《庸庵文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十卷、《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六卷、《出使四国日记续刻》十卷。此外，薛莹中校理其他未收录薛福成文稿，编撰成《庸庵文别集》六卷等。
薛福成未刊行的《薛叔耘遗著》十六种，包括《庸庵文稿》四卷、《庸庵文三编》三卷、《蓉湖古文稿》《文稿》《函稿》《幕府文牍》《奏稿》《幕府古文笺奏稿》《出使信函稿》《西征零草》《出使公牍》《出使四国奏疏》《驻法奏疏》《出使奏疏草稿》《幕府消闲录》《析津消夏笔记》。此外还有《宣化从政录》等。
薛福成参与编辑与审定的作品有《曾文正公奏议》十卷、《曾文正公奏议补编》四卷、《浙东课士录》四卷、《论文集要》四卷、《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续瀛环志略初编》八册、《东南海岛图经》六卷、《英法义比志译略》四卷、《亚洲志》拟稿二卷、《土耳其国志》一卷、《帕米尔及附近诸地考略》一卷、《青萍轩诗录》一卷、《青萍轩文录》二卷。
主要思想
文学思想
薛福成强烈的爱国热情、经世的人生观、政治家的慧眼及旺盛的精力，使得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善于发现事关国计民生的题材，因其出使欧洲，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因时适变”的文论思想。他认为文章应当以“经世要务”为本，也主张研读群经以及其他人文典籍来充实、丰富文思，要善于采文学素材、积极发掘有价值的作品题材。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复古而创新，一方面继承桐城派的基本传统，认为“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赞成革故而创新，提出“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的文学主张；同时主张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进行革新，也要适合时代变化的需要。而文学的“道德之钥”说，体现薛福成对中国传统文用理论的继承性，文章的“经济之舆”说，是对传统文用思想的创新与拓展，充分体现薛福成文用思想的时代性。
外交思想
蒋廷黻（fú，同）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没有外交意识。薛福成等人总结从事洋务的实践，学习引入许多西方外交的原则和经验，为近代中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和外交思想的丰富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是外交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薛福成认为“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即国力强盛，才能营造良好的外交环境；认为中国没有强大之前，处理外交事务应该“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即在战与和之间以追求和平为最终目标，战争是达到和平的重要手段，要灵活运用战争、议和两种方式，不能走极端。第二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薛福成虽然意识到国际法在维护国际正义中的不足，但仍坚持主张中国要加入国际公法，这样即便中国仍然受害，但能获得道义上的支持；而在外交活动中要遵循一定的外交原则和礼节。
第三是要善于把握国际形势，薛福成认为弱国应该重视外交，特别是“使才”的选择，没有好的外交人员，政府便难以了解国际大势，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弱国必须要关注国际形势，实行灵活、审慎的外交方针。第四是要维护合法的外交权益，晚清外交融入走入两个极端，不是自高自大，便是谄媚自卑，薛福成在出使过程中，为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通过借鉴西方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以国际法及各国常例为依据，使中国获得在新加坡、仰光等地获得建立领事馆的权利。
经济思想
薛福成是从洋务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早期思想与主张体现洋务派观点，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加深，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范围，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压制工商业的政策，改变社会上对工商业的歧视，才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主张历任集股创办近代工商业，由国家加以扶持与保护，反对洋务派垄断近代工商业政策，政府应实行鼓励商业和商人的政策，奖励发明创造，促进成立公司。同时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及机器工业，薛福成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他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体现中国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要求和愿望，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农业思想
薛福成重视农业问题，在他出使西欧之前，对农业政策的思路带有传统观念，在其1865年作《上曾侯相书》中，曾提出广垦田、兴屯政等主张，提出以官垦之田养吏的方案。为了保证屯政的实施效益，薛福成提出三条措施，为广行优惠、以游民充当屯垦后备劳力、选任贤能管理屯政，但这些主张，缺乏理论上的实质性突破。1879年薛福成撰写《筹洋刍议》中提出变法改良主张，对机器养民问题有一套土地与人口相互关系的见解。他对机器生产方式极为推崇，通过对中外土地人口比例进行对照分析，认为土地面积并不是财富产生的唯一因素，只要发展先进生产技术，在较小土地上也能使较多人口获得充足富裕的生活条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最大限度开发土地。
军事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一度出现“中外和好”的“中兴”局面，但薛福成认为不可松弛国防建设，一要革新内政、富国强兵，二要预先做好国防上的充足准备，有计划逐步购进外国先进船炮器具及技术。对待日本，他认为外交上暂时采取隐忍态度，利用日俄之间的矛盾进行斡旋，在军事上做好充足准备，加强边防与海防，不主张冒险跨海东征日本。同时海主张将战略重点有内河转向外海，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其海防思想主要为加强江海岸线重点防御，建立以北洋水师为主体的中国海军力量，通过先购买后仿造、早日实现军备现代化，通过发展工商业来筹集国防军费，以及维护国家独立、反对罗伯特·赫德攫取海防大权。而在边防思想上，薛福成认为清政府当时的防御重点为北方的沙俄，以及铁路对边防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口思想
薛福成的人口观是发展的人口观，起初他认为中国人口过剩，“移民出国”是解决的唯一办法，在他出国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系统考察后，提出用机器“殖财养民”的新观点，认为人多不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他虽然出身洋务派，但并不局限于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思考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思考国外土地远逊于中国，人口数倍于中国，为何清朝民穷财尽，国外多富饶景象，说明他已对封建制度产生怀疑，当然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也有糟粕的东西。薛福成的人口观，尽管很不成熟，但他是最早关注中国社会人口问题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人物评价
赵尔巽在《清史稿·薛福成传》中认为，薛福成创作古文，文字浅显易懂，隐含事物道理，尤其擅长议论记载事情。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在薛福成病逝后，颁布上谕认为薛福成的突然离世，十分悲痛与可惜。此后再颁布上谕，认为薛福成担任浙江宁绍台道时，勤于政事，功德留在百姓心中，担任出使大臣，办理中外交涉，处事稳妥，并让国史馆整理他的事迹，为其立传。
清朝大学士李鸿章在薛福成丁忧期满后，担心薛福成会被他人抢走，于是奏调薛福成，认为其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品行忠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学者费成康在《薛福成》中评价认为，薛福成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流人物，但他生前为国宣力，死时为人痛惜，著作被后世重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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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与纪念
薛福成故居
薛福成故居有名“钦使第”，位于无锡城内健康路西侧，始建于1890年，占地2.1万平方米，为三开间九间六进穿堂式格局，至今仍保留原建筑一百三十多间，是江苏省内现存最大的近代官僚住宅建筑群，每两进之间都配有天井，两侧则有相对称的庭院景致点缀其中，故居内还有独立的东花园、后花园和西花园，整个故居成为园林式宅第，薛府也被人们称为“薛家花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为薛福成亲自筹划设计，并责成其长子薛翼运等人修建的。整个故居四年时间修筑完成，第一进门厅中间一间为“将军门”，轿厅是中轴线上的第二进主体建筑，第三进为正厅，第四进位后堂，第五和第六进为转盘楼。薛福成故居规模宏大，特色明显，具有在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建筑风格和适于社会交往的园林式开放格局，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大型宅第，填补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空白。
薛福成墓遗址
薛福成墓遗址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大浮镇军嶂山麓右南山坡军嶂坞，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安葬，现仅存墓地前的月牙池，拥有填堂屋三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