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日本关东军驻“满洲”731部队)

731部队全称“‘满洲’第731部队”，是日本于1936年6月25日成立，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部队，隶属于关东军，其前身是细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别称“加茂部队”、“奈良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企图称霸亚洲、争霸世界，对于节省资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的需求也更加迫切。1932年，日本陆军省相继批准在陆军军校设立细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石井四郎作为主要成员开始研究生化武器。次年研究机构整体迁移至哈尔滨市，并在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市背荫河镇秘密设立了细菌实验场，对内称“加茂部队”。1936年6月25日，日本昭和天皇批准设立关东军防疫部，细菌战部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的在编部队，开始攻击型细菌炸弹的研究。1939年，加茂部队搬入平房区特别军事区，开始大规模研制“宇治型”细菌炸弹，随后相继在诺门坎战役、浙江宁波、衢州市、金华市等地实施细菌战，并导致州鼠疫流行。1940年，关东军防疫部更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又于1941年8月正式改名为“‘满洲’731部队”。1941年及1942年间，731部队分别对湖南省常德市、浙江金华、衢州、玉山县、江西玉山等空投鼠疫、赤痢、霍乱等病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此同时，在731部队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日本共建立了63支细菌战细菌战机构，覆盖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以防疫给水为名准备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1945年，日本战败，731部队核心成员潜逃回日本，仅12名支队成员被捕。1949年，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宣判731部队支队成员15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731部队从最初建立的不到1000人，到最后3000人的编制，在组织结构上包含细菌研究、细菌试验、防疫给水、细菌生产在内的八个部、四个支队和一个大连卫生研究所。731部队的产生、恶性膨胀及其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产物，其进行的细菌研究和细菌战活动，以及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等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定和人类文明的准则，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承认731部队存在违反“海牙公约”，而日本学者森村诚一则将731部队形容为恶魔部队。

关于731部队实施的“特别输送”行为的具体受害人数尚存在一定争议，但现存的大量相关遗址和文献都清晰的记录了其罪证。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之际炸毁了大部分建筑，形成了目前的30余处残迹遗址。1982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始在遗址处建造，并于1985年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近年来，记载了731部队具体罪证的文献陆续对外公布，2021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相继公布了731部队的相关笔供和秘密文件。2023年9月18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最新发现的重要史料：侵华日军军医将校名簿，为731部队的罪行揭露提供了关键证据。2024年5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了一份研究发现的共69页档案资料——《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完整记录了52人“姓名”“兵种”等信息，清晰还原了登记者从进入731部队开始参与的犯罪活动，并证明日本侵华化学战和细菌战之间有人员调转。

名称

1932年至1934年间，“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对内的秘密称呼是“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加茂部队”的名称源于731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的家乡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区的名称。“东乡部队”名称源于石井四郎曾用过“东乡春一”（一说“东乡肇”）的化名。1935年后，“731部队”对外先后为“关东军防疫部”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密匿称则为“石井部队”“‘满洲’第731部队”等。1940年，这支部队的本部和各支部又统称为“‘满洲’第659部队”。1940年至1942年期间，731部队向中国华中地区派出由总务部庶务课主任饭田奈良组织的细菌战远征队，因此731部队又有“奈良部队”一名。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部队及机关都以番号命名，这支部队才正式得名为第731部队。

形成背景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已经开始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并对此作过设想和计划。1918年后，日本参谋本部下令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细菌武器。但后来曾一度中断。在731部队设立之前，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东京科学研究局研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后因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计划最终失败。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为摆脱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内矛盾，日本内阁和军部制订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对外国策。鉴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现状，日本军部开始思考开发节省资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并很快成为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企图通过战争侵占中国，并“北进”击溃苏联，“南进”打败英美，以称霸亚洲、争霸世界，这样一个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对新武器的渴求更加紧迫。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生产力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且极端缺乏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日本军部遂提出以总力战的体制，建设高度防化国家，即通过科学家协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强日本的战力。

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早在1925年6月便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但曾看到纳粹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情报的日本军医少校石井四郎，深感日本没有细菌武器是“国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别是当他了解到14世纪中叶，欧洲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灾害使各国统治者至今心有余悸时，更增加了对鼠疫杆菌研究的兴趣，认为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应该单独研究并仅有的一种武器。因此，石井四郎以细菌战可以解决战争中的人力和武器资源不足的困难，极力鼓吹准备细菌战的必要性，并认为创建细菌战部队刻不容缓。石井四郎的主张很快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的推荐，以及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隆二等人的支持。

发展历程

细菌研究室

1932年7月5日，日本陆军省颁布陆满普受第3575号文件，允许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中设立了“细菌研究室”，来自京都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一批医学专家组成了细菌研究室的核心人员，在石井四郎的带领下，开始研究生化武器。1932年12月，依据陆满普第2635号文件，日本陆军投入经费208989日元，将“细菌研究室”扩建成为“防疫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在细菌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变电室、仓库及用于细菌研究与细菌生产的小型木结构的动物饲养室。防疫研究室的核心成员的研究内容主要为生物学和细菌学，涉猎格特内杆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霍乱菌的专项研究。

加茂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政权“满洲国”，此时日本的细菌战研究也进入到大规模试验阶段。为了得到大量且能够任意处置的试验材料，1933年至8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迁移至哈尔滨市，并在中国黑龙江省省五常县背荫河镇秘密设立了细菌实验场，化名为“加茂部队”。因是一位名叫中马的日军大尉管理此试验场，所以此地别称为“中马城”。“中马城”占地600平方米，内设有监狱，研究室，焚尸炉、火药库、办公室，兵营，仓库，驻车场等设施。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架设两道铁丝网，其中一道为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有一座坚炮楼，墙外两米半宽的护城壕。中马城的正门朝北，通过门前的悬索桥进入，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

1933年8月，“中马城”发生暴动，30多人越狱，他们投奔抗日联军后，揭露了“中马城”的罪行。但日军心存侥幸，仍在这里继续进行实验。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中马城”转移。原在“中马城”的日军撤回到加茂部队本部“南栋”，即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加茂部队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以生产滤水器为招牌，秘密进行着细菌研究活动。

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功晋升为陆军军医中佐。次年，加茂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选址，意图建立更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1936年6月25日，日本昭和天皇批准设立关东军防疫部，表明细菌战部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的在编部队，因此这一天成为了731部队的创设纪念日。

入驻特别军事区

1938年6月，加茂部队除第三部和诊疗部留在南栋外，其余几部开始从南栋向平房区迁移。6月30日，关东军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命令。平房区120平方公里划为特别军事区，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由平房镇、日本空军8372部队、731部队营区等军事基地及周边区域构成，所在地居民被强制迁移或限制出入特别军事区域。1939年，“加茂部队”正式移驻距哈尔滨市平房地区的特别军事区域。

平房镇主要建筑物有70余座，中心建筑为本部办公大楼和四方楼细菌实验室，其余还有特设监狱、铁路、机场等设施，核心区域面积约6.1平方公里。甲号区域为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地段包括731部队周围5公里左右地域；乙号区域为一般控制区，为甲号地段以外的115平方公里的区域。哈尔滨市公署设立了平房区特别地区事务所、平房特别地区日满协和会、平房警察驻在所。哈尔滨宪兵队派出了平房特别地区日满队驻守平房地区，加强了细菌研究基地的保密性。为加强对特别军事地区的管制，本部外建有高2米、长5公里的围墙，墙体设有高压电网，墙外设防护沟；特别地区边界外1.5千米处各交通路口均有军用地界碑，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其区域。

为加强对特别军事区域的管制，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凡年满16岁的，必须领有伪香坊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才准予入内。由于731部队规模庞大，2000多名中国劳工被雇在此工作，劳工出入特别军事区，必须随时携带“劳务身份证明书”，以便随时接受军、警、宪、特的检查。

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的细菌战

1939年5月，关东军、“伪满国军”在诺门罕一带发动对苏蒙军的对战。这场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的“边境纠纷”很快升级为大兵团作战。为了占据战争的主动权，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731部队参战的三个方案：一是向蒙苏蒙军阵地发射装有感染炭疽杆菌弹丸的炮弹；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空投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三是派出“敢死队”往哈拉哈河里投撒细菌和毒品。

由于当时731部队对鼠疫杆菌、炭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不确定，但对霍乱菌、伤寒菌和志贺氏菌属的传染途径很确定，所以，石井四郎建议以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为投撒重点。731部队的兵要地志班对诺门罕附近的地质地貌情况进行详尽调查，形成了《诺门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势及地质（道路、河川、湖沼、湿地）》调查报告书，详尽分析了诺门坎战役附近、囊括乌尔逊河、哈尔哈河、克鲁伦河、贝尔湖等湖沼湿地的地势地质情况，绘制了精密的谋略示意图，并在地图上标出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饮用水源。最后经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对战争形势的考量，决定在日军败退的时候实施生化武器，并确定使用了方案三。为此，石井四郎抽出200名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以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参战，同时，又以第二部为主，组成了以常重为队长的敢死队。

1939年7月12日，敢死队背负着特殊器材，潜入到哈拉哈河旁的松林中，隐蔽在草丛里。当他们把充气船充好气，搬上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后，快速驶向河中心，并投撒下约22.5公斤的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溶液，投撒完成后，两名军官还提取了水样，测试了水温和流速，并作了试验记录和拍照。 7月13日午后，日军部队及伪满国军的部队开始使用经过石井滤水器滤过的水。但此次细菌战并未如日军所愿，反而自食其果。日军中有1340人感染了伤寒病、赤痢病、霍乱病，而调查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于他们自己投撒的细菌，不仅如此，此次细菌战还造成了关东军内疫病流行。尽管日本在诺门坎战役中大败，但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却受到日本军方的表彰，并获得了四级金鵄勋章和陆军技术有功奖。

“满洲”第731部队

1940年8月1日，关东军防疫部正式变更代号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设八个部，只有第三部设有滤水器工厂和细菌弹壳制造厂，开展一部分“防疫给水”业务研究，其余各部门均以“防疫给水”之名，准备实施细菌战及人体试验。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部队及机关都以番号命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变更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随着731部队主体机构设施和规模的日益完备，机构研究内容也逐渐成熟，731部队细菌战机构体系至此形成并确立下来。

1941年8月，石井部队和各支部统称为“‘满洲’第659部队”，位于平房的本部称为“‘满洲’第731部队”，牡丹江市支部称为“‘满洲’643部队”，孙吴支部称为“‘满洲’第673部队”，林口支部称为“‘满洲’第162部队”，海拉尔区支部称为“‘满洲’第543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称“‘满洲’第319部队”。

1940至1942年发动的细菌战

1940年吉林农安细菌战和农安大赉细菌战

1940年6月初，731部队先后在吉林农安和农安大实施细菌战。6月中旬，农安县城发生鼠疫，造成三分之一的住民向外逃亡。同期，农安大安市18户家庭发生，鼠疫患者有22人，其中16人死亡。次月，大赉城区开始发生鼠疫，54名患者全部死亡。

1940年浙江细菌战

1940年7月，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丙字第659号”命令，临时成立由1名将校官和39名下士官组成了第一批远征队，以“奈良部队”为名，在石井四郎的亲自带领下，前往浙江宁波地区实施细菌作战。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日军曾六次从空中向宁波市开明街及附近的河流和蓄水池投放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以及5公斤染有鼠疫功的跳蚤。10天之后，731部队又组织了一百余名医务、摄影人员，去往宁波疫区，换上中国服装，乔装成医务人员，给中国的疾病患者诊疗，并发给药品。到达疫区后，731的人员到河川、水井等地方取样并观察村庄，进行细菌污染程度的调查。他们还在细菌实验地捕来包括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分析细菌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但日本的这场阴谋随即被识破，并被公诸于众。在中国人民强烈的谴责之下，731部队的检疫班人员匆忙地返回了哈尔滨市平房。

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州县用同样的手段，撒布混有跳蚤的麦粒、粟子等物。经过检验，投放的跳蚤确系“人鼠共同蚤”。在日军投下麦粟物的38天后，该地陆续发生鼠疫，22人不治而亡。次年，衢州市的鼠疫波及到义乌市，直至1943年，鼠疫仍在衢州周边地区流行。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日军再次在宁波县上空撒下带有鼠疫杆菌的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该地发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接着陆续发生了鼠疫，99个感染鼠疫的患者，仅2人存活。

1940年11月26、27日，日军先后两次在金华市鼠疫菌，致使金华及附近的东阳市、义乌、兰溪市等县均有鼠疫蔓延，造成438人染病，361人死亡；同12月10日，日军又在上虞区散布鼠疫菌性的细粒；同年12月19日，四架日机在汤溪县投下鼠疫菌。

1941年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

1941年春，731部队遵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破坏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枢纽城市常德市以及沿铁路交通线地区”的命令，派出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率领、共计100人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一带以空投的方式，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的发生，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11月4日，日军又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8天后，出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入院36小时后死亡。接着，鼠疫开始在市区蔓延，波行到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仅石公桥镇就有80多人因鼠疫而死。1941年11月至1945年底止，常德市因鼠疫受害死亡人数达7643人。

1941年4月21日，日军又在浙江省新登空投下白色絮状物。这一年，新登的细菌灾难波及温州市，温州几乎每时都有人死亡，整个城市陷入极度的细菌恐怖之中。同年12月19日，日本又在诸暨散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网状物和棉花等物。

1942年浙赣铁路的细菌战

1942年5月，浙赣会战打响，日军在占领金华市、衢州市、玉山县、广丰区、丽水市等地后，奉司令部令，要对浙赣铁路沿线的三个机场进行破坏。为了使被破坏的机场无法复建，日军大本营命令731部队以“浙赣行动”为名，进行细菌战。1942年8月，731部队与南京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荣”字第1644部队，将盛有炭疽杆菌、副伤寒菌和鼠疫杆菌等约130公斤的细菌瓶子，利用空投与地面投放两种方式，在玉山、金华、浦江县等城市投放。据资料记载，浙江省地区日本细菌战霍乱受害者共1006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伤寒、副伤寒受害者共2174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痢疾受害者共514人；浙江地区日本细菌战炭疽病受害者共264人；云和县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共766人；义乌市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共1131人。1998年至2000年，衢州市开展专项调查，认定529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人死于霍乱，2272人死于伤寒与副伤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细菌战受害者中有男性3748名、女性1546名，其中10岁以下儿童871名，死亡年龄最大的83岁，年龄最小的仅3个月。

731部队溃逃

1942年4月，731部队宪兵室在劳工组织中成立“协同防谍班”。1943年12月，平房特别军事区城事务所扩大，平房警察驻在所成立，平房宪兵分遣队改称为派遣队，归哈尔滨市宪兵队直接领导，731部队宪兵室也归哈尔滨宪兵队直接领导。1944年8月，平房附近的正黄旗四屯发生鼠疫；同年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成立了“协防班”。

1945年，随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溃败，石井四郎意识到日本大势已去，因此在年初即制定了731部队留守人员名单。为了掩盖其罪行，731部队在溃逃前将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最后一批未被试验者先用毒气杀死，后用火焚烧尸体；来不及烧毁的尸体，则全部秘密投入到松花江中。然后又将所有设施炸毁，重要的物资和核心资料则被带回了日本。

接受审判

1945年8月8日，根据波茨坦公告，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交战后，苏方俘获了12名逃亡的731部队支队队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秘密问讯了731部队主要成员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得到了731部队有关人体试验、细菌试验、毒气试验、细菌战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在美国的掩盖之下，731部队的核心成员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在苏联政府组织的伯力军事法庭上，审判了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原关东军战犯，其中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队员生产部部长川岛清、细菌生产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孙吴县支队队长西俊英及牡丹江市支队队长尾上正男等人。山田乙三、川岛清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柄泽十三夫、西俊英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20年。

主要罪行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成立后，防疫研究室担负着细菌试验、预防免疫、防疫给水的研究任务。加茂部队时，主要负责人体细菌试验和毒气试验。731部队成立后，主要负责进攻型细菌武器、防御型细菌的研究。

动植物试验

731部队以动物和昆虫为对象，研究和制造传染病菌和寻求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731部队中，负责动物实验的石井特别饲养班饲养着牛、马、骆驼、猪、羊、狗、鸡、猴、江猪和各种鼠类等十几种动物，总量达上千只。这些动物，有的从各地运来，如白鼠就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由于白鼠供不应求，731部队便极力从中国东北各种鼠中寻找白鼠的替代鼠种。当他们通过研究得知黄鼠是一种有效的传染细菌的动物以后，一面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捕捉，一面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大力繁殖。除731部队本部外，孙吴支队、海拉尔区支队和林口支队也饲养了包括鼠、江猪、兔、狗等各种动物。

731部队中负责昆虫研究的田中昆虫研究班位于四方楼三层的东侧，是专门专门研究和培殖跳蚤、虮子、臭虫、苍蝇、蚊子等昆虫动物的地方。这里饲养的红眼老鼠可繁殖出数致以万计的跳蚤。为了保密，日本人把跳蚤叫做“粟子”，虱子叫做“穗子”，老鼠叫做“饼子”。昆虫饲养舍的西边有一座很深的水池，盛放细菌研究所排放的有毒废水，通过水池，再流往新五屯旁边的水沟。

老鼠既能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又可作细菌实验的试验对象，同时，它的血还能培养细菌。因此，731部队及其各支队都把培殖鼠类当成主要工作。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对苏的侵略战，日本参谋总长要求731部队在三个月内必须完成200公斤跳蚤的繁殖任务，而当时731部队及各支队3个月的生产能力只有出45斤（约1亿4千5百万只），为完成任务，731部队加大了对跳蚤宿主黄鼠、土拔鼠和灰耗子的繁殖。1945年5月后，随着战势升级，日军参谋本部要求731部队在短期内生产1至2吨跳蚤，731部队再次加大了对鼠类培育。为解决鼠类不足的问题，关东军还把饲养老鼠纳入备战计划，731部队也在成立了专业捕鼠队；另一方面，731部队还通过伪平房区事务所，向“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索征黄鼠，每月每户必须上缴5只黄鼠；又向伪满洲国兴农部提出索要黄鼠计划，要求本年捕捉活黄鼠30万只。据原642支队长尾上正男供述，该支队在1945年上半年共捕鼠7000只。据榊原秀夫供述，从1945年4年至同年7月，林口支队送往731部队的黄鼠共计26000只。

马既是细菌试验对象，也为731部队制造菌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血清提供血源。当饲养的马膘肥体壮时，实验员就会从马的动脉血管抽取大量的血。为了获取大量的血，实验人员还会在抽血前让马激烈地运动，然后使用抽血泵，仅需几分钟，就能将马身上的血几乎抽光。七三一部队人员还在其他动物，如灰小家鼠的身上抽血，以检验鼠疫杆菌的效用。

除动物试验外，731部队还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在731部队的实验农场里，种植了麦、黍、豆和胡萝卜、白菜、草等作物，一方面，是供应动物班使用，另一方面，是用乌米实验“黑穗病”的传染。

在动植物的试验基础上，731部队生产的细菌包括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病、梅毒等至少29种细菌战剂，其中又对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进行精确研究和大量繁殖。据原731部队第四部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述，731部队仅第四部一个月就能生产出鼠疫杆菌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霍乱菌1000公斤。1937年至1942年间，731部队至少生产了1700枚细菌炸弹。

人体试验

731部队实施的人体试验大约有40多种，包括细菌传染试验、冻伤试验、毒气试验、解剖试验等。据731部队第一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审判时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试验材料。

731部队对活人进行仅细菌传染实验就有四五种，常用的有细菌注射、口腔灌菌、皮下植入三种实验，并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对比试验。他们将15名被试验者分成三组，分别用三种方法注入0.1、0.2、0.3克细菌，然后观察被试验者的反应，发现注射法产生的效果最为明显。

冻伤试验是731部队为研究、解决高寒地区作战的冻伤治疗问题而进行的实验。最初，冻伤试验只在冬季进行，日军在哈尔滨市冬季最寒冷的时候，将被实验者捆绑在室外，任其自然发生冻伤。为了一年四季都能进行冻伤试验，731部队专门建了一座冻伤实验室。

毒气试验是专门研究毒气对人的杀伤效果的试验，由731部队的毒气试验与齐齐哈尔市的516毒气部队共同合作完成。用来进行毒气试验的被实验者大多是经历过冻伤试验的人。毒气实验室在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完成，两间屋子用毒气管道连接起来，在大实验室产生的毒气通过毒气管道输送到被实验者所在的小实验室，实验者透过玻璃窗在室外进行观察，随时记录下被实验者的状态。

解剖试验是将被实验者固定在解剖台后，趁其清醒或已昏迷的时候进行解剖。被实验者通常之前还经历过各种细菌试验，最后在解剖室被解剖，其内脏被制作成各种标本，没有价值的躯体则被投入到731部队专门用来焚烧被实验者尸体的焚尸炉。

除此之外，731部队还进行人血和马血换用试验，即他们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里又把人血注入马体内，观察其血液的变化；真空环境的试验，即将被试验者塞进密封的实验室内，用真空泵将实验室内的空气抽净，使被试验者窒息而死；人体倒挂试验，即将被实验者头在下脚在上的倒挂着吊起来使其受折磨。移植手术试验，即有时将手、脚互换接肢，有时将直肠直接连在胃上，有时将肝、脾、胃摘除；梅毒传染试验；武器性能试验，即被试验者押入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坦克喷射，观察其在什么程度可以烧死，有时用步枪或手枪对着排列成一纵队的数名被试验者，发射带毒的子弹，看一枪能穿透几个人体;有时运用试制的“手枪”“手式”小型生化武器，对活人进行试验，观察这类武器的效能。

731部队不仅用“细菌武器”残杀狱中的人，而且还把实验范围扩大到中国普通百姓身上。1940年9月，第四部今野信次技师指挥筱冢良雄等3名工作人员，将鼠疫杆菌配制成注射剂，以预防注射为名，通过医务室，将鼠疫菌液注射到居住在731部队附近的中国人身上，被注射的人因此被传染，并有2人死亡。除此之外，日本宪兵对逮捕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辉索木的牧民注射了菌液，并强迫他们吃下含有细菌的面包和奶茶，然后将其释放，最后，牧民在高烧、上吐下泻两三天后身亡，又导致了辉索木瘟疫的爆发，240余人死亡。731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时，还曾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把人杀死。北野政次为了从病原体不明的“虎林热”和“孙吴热”中，提取出新病原体，以研制出新的“生化武器”，还在人与猿之间做活体试验。

1989年7月22日，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建筑工地发现大量人骨。施工现场是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侵华日军731部队大本营被认为就设在该校内。此后，人骨问题调查协会于1990年成立，多年来就人骨问题真相和日本厚生劳动省进行交涉，旨在查明这些人骨的真实身份，将遗骸返还死者家属。协会现任代表川村一之原为新宿区议员。川村表示，经过长达30多年的交涉，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厚生劳动省向该协会陆续公开了针对原陆军军医学校相关人士进行的调查记录。川村指出，根据调查记录，“新宿发现的人骨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尸体标本”，其中一部分尸体曾被装在铁桶和木箱里，从中国哈尔滨网运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川村同时介绍说，原陆军军医学校高级官员小西公三曾向其讲述，侵华日军将战死的中国士兵的人头带回军医学校作为标本使用，这与厚生劳动省此次公布的调查记录一致。根据上述调查记录和收集的证言，人骨问题调查协会认为，在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旧址发现的人骨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联。

野外试验

731部队在准备生物、化学战的过程中，还不断进行野外实验，检验各类细菌、病毒、毒药以及化学毒气武器的效能。为了进行野外实验，731部队在东北地区各地设立了各种实验场，如城子沟实验场、安达实验场、佳木斯实验场、陶赖昭实验场等。在实验场中，既使用伤害人体的各种细菌、病毒，又施放对牧畜传染的各类细菌，同时还兼用各种类型的毒气。

在城子沟实验场中心，竖立的几十米高木架子的顶端插上了一面作为目标的红旗，731部队从城子沟上空约200一300米的高度，对准插红旗的地方连续投放几颗带有炭疽杆菌的炸弹，以检查实验的效果，记录有关数据。城子沟不仅是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场，而且还是毒瓦斯实验场，日军把各种动物赶进实验场，用飞机投扔毒气弹，对毒死的动物就地解剖，把内脏器官带回部队研究，尸体就地焚烧。除动物外，人也是实验城的实验对象之一。1945年夏，731部队食堂的10名伙夫被带到城子沟，教育部教官田中少佐发给每人一条白色毛巾，浇上尿，捂在嘴上，外边再罩上防毒面具。毒气投下后，10名伙夫又被送回部队，第二天，日本军医为他们检查身体，通过他们的反应，既检验毒气弹的效能，又检验防毒面罩的功效。而送进毒气实验场的更多的是冻伤试验和血清试验幸存者。

安达特别实验场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试验。为了保密，实验场四周拉上铁刺线，设置岗哨，不准中国村民靠近。1943年以后，每当机场的十几米高的旗杆上升起红白色的风向筒时，就表明日军即将进行试验。安达特别实验场还曾用马进行了4次试验，每次10匹马，试验后，日军将死马埋进已挖好的坑内，有时也会将其尸体带回解剖，以检验试验效果。1944年冬，731部队队员把五六名戴着手镣脚镣的人倒背双手绑在间隔20公尺距离的木桩上，飞机从低空向目标投掷炭疽病弹，炸弹爆炸后，使人感染肺炭疽或皮肤炭疽；然后将被试验者运回实验室，检查感染发病情况；最后，以“治疗”为由，将他们残酷杀害，尸体供病理解剖之用。

陶赖昭镇实验场曾进行过两次试验。日军把30名反满抗日人员绑在圆型木桩上，实验人员退至800米之外的观察点。试验开始后，飞机在约500米的高空投下装有炭疽干菌的炸弹。炸弹爆炸后，被试验者迅速被运回731部队本部，另一批日军则在现场收集散在各处的细菌弹片，并装瓶标注，运回平房。第二天，同样的试验再次进行。通过这次试验，负责干燥菌生产的三谷班发现，在炸弹爆炸的高温下，炭疽病干菌并没有完全杀死，从染菌的弹片上又能培养出新的菌株。而30多名被试验者，在感染炭疽菌后，陆续死亡。

鼠疫杆菌用于细菌战是731部队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此，他们多次在野外进行跳蚤指数的调查实验。731部队经常以防疫为名，派出人员到鼠疫源地或到正在发生鼠疫的现场去进行对比性的调查。其次是通过撒布方法确定跳蛋指数，1944年7月，日军封锁了瓦盆窑的一片良田，731部队在这里把无菌蚤装入特制的土陶炸弹体内，利用飞机投掷，炸弹爆炸，进行跳蚤撒布，以分析细菌炸弹爆炸后跳蚤分布的指数情况及其效能。

731部队还在野外进行坏疽菌的炮弹试验。1942年，731部队第二部队将几十名特设监狱里的“囚犯”运到松花江中游的一个小岛上，并向小岛发射装有耐热性炭疽菌的迫击炮弹。被实验者均被染上炭疽杆菌，不久后便伤口溃烂而死亡。731部队还曾用瓦斯坏疽弹作活人试验，即用装有瓦斯坏疽菌的炮弹炮击试验者，然后对被试验者用血清进行治疗。

731部队还常在野外进行电爆破细菌弹试验。12名中国人被绑在木桩上，山口班的人员按下电钮，引爆埋在实验场的细菌弹。细菌弹爆炸，被试验者被炸伤，并很快被押回实验室。

为使病原菌成高效的特种武器，又不留下痕迹，731部队曾在不同天气情况下，在户外多次进行试验。1940年7月，一批肠伤寒菌液从空中雾状般地落下，菌株附着在培养基板上，这批培养基板被带回培殖室后，又培殖出肠伤寒菌来，而且分布均匀。除了肠伤寒菌，731部队还曾投掷过霍乱菌、白喉菌，没有染菌的跳蚤或苍蝇，以研究它们和气压的关系。731部队为解决染菌的跳蚤在高空撒落时大批死亡和低空投撒易遭对方打击的问题，还曾用气球代替飞机，即把石井式细菌弹附在用生丝作成的气球上，并在气球上设置发生装置，在预定的经纬度启动，炸弹便落到指定的地点，落下的炸弹自行粉碎，并不露出明显的痕迹。

1940年冬，由731部队、100部队和516化学部队在海拉尔区市东南40公里的巴彦汗地区，进行了一次细菌、毒气效能的试验。直至第二年春，当地仍有刺鼻的气味。1940年至1942年间，731部队本部、牡丹江市支队及东宁市一带的日军化学部队的特种兵，将100余名被捕的中国人和抗日游击队困在东宁县南部的山沟里，并对他们投放了细菌和毒气武器；仅数分钟，坏疽菌穿透了受害者的衣服和鞋底并腐蚀肉体；几个小时后，三分之二的被试验者在细菌和毒气的痛苦折磨下死亡，幸存者则被就地枪杀。

特别输送

为保证实验“材料”的充足，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输送”的通牒。各宪兵队将抓获的犯人，经审讯后，不移交法庭审判，按“特别输送”的标准，先由各地宪兵队押送至哈尔滨市，交给哈尔滨宪兵队，然后由哈尔滨宪兵队与731部队联系，通知其前来秘密领取犯人，充当“细菌试验品”。除日本宪兵队外，日本特务机关、日本驻哈领事馆、伪满洲国军警宪特、保护集中营，也是“特别输送”的供应地、转运站。

在已查阅的中国各地的日本兵队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34个“特别输送”案例，送往731部队的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族共有1203。其中，涉及地下情报工作者的48例60人；涉及反满抗日人员的43例790人；涉及抗日地下工作者13例35人；涉及特务嫌疑的10例54人；涉及中共地下党员的9例:38人；涉及中、苏蒙战俘的8例120人；涉及无业游民的2例105人。所有这些人中，中国人1173名，苏联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鲜人7名。而据前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供认，从1940年至1945年8月，每年将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731部队。据日本学者森村诚一研究，由于被“特别输送”犯人会被进行编号，可以统计出至少有三千人因“特别输送”身亡，而由于编号存在上限，具体的身亡人数还存在一定争议。

防疫给水

731部队组织防疫给水演习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已开始，并投入了实战。在加茂部队建立的第二年，石井四郎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株式会社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和部下胜矢技师，设计了放毒时必须使用的器材“毒性测量器”，从这时起，他们利用室外演习场，多次进行防疫给水活动的演习。1939年，以各式滤水、消毒车为主要武器的防疫给水班，正式活跃在“诺门坎战役”战场上。

1943年2月1日至2月20日，在海拉尔区北部一带，由731部队第三部及所属支队共同进行了一次“冬季消毒法”、“燃料试验”和“野战毒车试验”的特殊演习。各个支队也单独地组织过防疫给水演习。除此之外，林口支队也在离部队西北约15公里的森林地带的乌斯浑河进行防疫给水演习。他们假设河水遭到细菌的污染，又有敌人的攻击，于是，一边组织“防御战斗”，一边利用水源。为了使水泵在严冬正常运转，他们还采取了一种防冻法，把冰凉的水抽进滤水器里滤水。在演习人员安全地饮用上经过滤水器过滤的水时，演习宣告结束。

地质调查

隶属于731部队总务部兵要地志班，曾对东北地区、中苏边境、苏蒙一带的军事设施、山川河流、水源地、地质及卫生防疫状况展开秘密调查，在秘密收集情报的基础上绘制大量图纸，准备对苏联实施细菌战，并为日本本土向中国东北移民提供了水利水源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兵要地志班的职责依据其形成的调查报告，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731部队在伪满洲国境内、以准备细菌战为主题的情报调查，以扩大细菌研究基地，考察细菌培养基、细菌传染媒介和细菌攻击方法为主要内容；另一部分是731部队以苏联为假想敌而进行的防疫、地质、山川、水源等情报的搜集。

对伪满洲国境内的调查主要包括以孙吴为中心的“北满国境湿地范围”的虻类状况，虻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及治疗，虻对人类造成伤害的预防；对黑河市、珲、孙吴三个地区的湿地分布状况、沼泽类型的调查；从防疫和传染病的角度，对“奉天兽医研究处”“奉天满洲医科大学生物学教室”、大连卫生研究所、“新京马疫研究处”、农业实验场等地的调查，以确定昆虫细菌战的可行性和执行方法；对密山市湿地地带进行的行军演习，石井式滤水器的使用状况进的评估等，最终形成的报告有《哈尔滨石井部队赴外地调查报告》《诺门罕附近兵要地志摘要:地势及地质(道路、河川、湖沼、湿地)》《满洲里兵要地志资料》《从兵要地志调查研究上着眼》《黑龙江栖息的鱼类一览表》等5个报告组成。

以苏联为假想敌开展的调查是针对苏联细菌研究所和卫生防疫状况，以及中苏、中蒙边境卫生、防疫、山川、地质、河流、气象等的情报收集，包括对苏作战时可能发生的急性传染病，如肠伤寒、发疹伤寒、细菌性赤痢、天花、鼠疫、炭疽病、马鼻疽、回归热、疟疾的调查研究；对苏联俄罗斯远东地区疟疾、鼠疫、坏血病等疫病流行及卫生机构状况的调查研究；对苏联红军的野战给水器材、贮水器材、井用器材和部队用水量的评估；对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军事机密保护法》的调查分析等，最终形成19个报告。

组织架构

部队结构

1940年，日本关东军于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四个支队的命令》，建立了隶属于731部队的孙吴支队、牡丹江市支队、林口支队、海拉尔区支队以及大连卫生研究所，每个支队为300人。731部队核心研究人员众多，机构设置较为完善，至1941年时，731部队总编制达3000人，包含1名中将、80余名校级军官、300余名判任官，下设研究与生产等八个部、四个支队和一个大连卫生研究所。

本部

731部队在平房的本部驻地，有指挥中枢和细菌研究、生产、实验中心的第一、第四部，还有第二部、教育训练部及其他一系列的附属设施。指挥中枢为1栋，为两层建筑，该楼二层东端是731部队长的办公室、洗漱间和副官室，楼下是侍卫官室，其余部分为总务部和宪兵室所占据，正对二楼楼梯口有一个大约80平方米的房间，为“安灵室”，里面摆放了在细菌战活动中丧命的日本侵略者的骨灰盒，该楼一层西侧为诊疗部；二层西端是细菌试验的标本陈列室。

四方楼是731部队的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的主楼及外西侧平房基本为第一部研究所占据。“四方楼”以西10米处是解剖室，西侧为动物饲养班，200米以外是731部队的“兵训班”。“四方楼”南部是制造小型生化武器的高温实验室、低温实验室、灭菌室、研究室、菌苗及疫苗贮藏室，东部、西部北部的平房则是汽车、坦克、火炮库。“四方楼”北面是冷冻实验室。“四方楼”的东北部还有伪装成“工厂”的装配贮存生物弹的场所。

731部队的临时实验场一处位于正黄旗三屯以西3华里的城子沟，另一处在731部队专用机场北边。731部队设立了3座焚尸炉，一座位于“四方楼”西北角，主要焚化被细菌实验致死的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北岗，以焚化动物尸体为主，偶而焚化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原“八木班”的农田里，焚化死后的日本人。实验农场实际上是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实验场，位于“四方楼”西边的“八木班”。“八木班”事务室北部的大温室，是植物病毒研究的室内基地。

731部队的第三部位于加茂部队的旧址，是整个731部队对外的招牌。此处设有研究室、工作科和整备队。工作科下分机械工厂、制造工厂、工具室、设计室、钢管工厂、木工厂等。第三部的细菌弹壳制造厂设在哈尔滨市西郊的杨马架子一带。

各支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意、日三国结成同盟，妄图共同瓜分世界。日本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加快了细菌战的准备。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摄政昭和天皇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即建立731部队的各个支队，扩大731部队及其生化武器的生产。据此，731部队在海拉尔区、孙吴、牡丹江市、林口等地分别建立了4个支队。为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和实行必要的战略疏散，731部队经常不断地为各支队补充人员，特别是加强专业技术力量，同时帮助增添和更新必要的设备，使各支队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海拉尔支队

1940年冬季，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拉尔设立了543特种部队，即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海拉尔支队驻扎在海拉尔市南1.5公里的地方，以医院为幌子，进行细菌传染试验。

孙吴支队

孙吴支队位于大兴安岭东麓，北安与黑河之间。1940年6月，孙吴支队开始营建，同年冬完工。修筑营舍时，动用了近千名从外地抓来的劳工，竣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不使其秘密泄露，秘密杀害了这些劳工。孙吴支队大量培殖鼠类、各种动物及跳蚤。每年这里还组织培训班，培养细菌研究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训练两期，每期学员十五、六名。从l944年到1945年8月中旬，这里培训了近50名学员。从1945年3月起，日军加紧对苏战争的准备，孙吴支队也加紧了战备，增建了设备室，投入了各种新设备。但这些设备尚未使用，日本就战败了。

牡丹江支队

牡丹江市支队位于海林镇后腰屯，营区占地28万平方米，设有总务部、第一部（培养老鼠和跳蛋）、第二部（细菌研究）、供给部和训练部。牡丹江支队的首要任务是繁殖跳蚤，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培殖跳蚤的分部，并修建了专用的地下跳蚤培养室。1945年5月，石井四郎向各支队下达了大批繁殖跳蚤的任务，牡丹江支队从7月末到8月初，先后送缴了25公斤的跳蚤。牡丹江支队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饲养各类动物，以抽取血浆。1943年，北野政次部队长命令牡丹江市支队注重对白鼠和黄鼠的繁殖。为此，他们组织了两个饲养鼠类的专业队，每个专业队配置5人，分别培殖白鼠和黄鼠。1945年6、7月间，全支队的人员倾巢出动，到附近农村或田野去捕鼠。据尾上正男供称，牡丹江支队共捕鼠七千只，每月送往731部队去的黄鼠有100只到150只，小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牡丹江支队还根据731部队本部的指示，培殖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和结核分枝杆菌。

林口支队

林口支队设在林口镇与古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林口支队占地大约1平方公里，配有实验室、地下室、动物室、菌苗地下仓库等设施。林口支队下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培养），第二课（防疫给水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该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培殖跳蚤和各类动物，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1945年，林口支队败退前，把文件资料、贵重仪器投进锅炉里烧掉了。8月11日，他们又慌忙地把部队的房舍全部点火烧光。该部的人员在撤退时，遭遇苏联军队，大部分战死。

大连卫生研究所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始建于1925年8月。它是日本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关。大连卫生研究所位于大连市下葭街20号，占地114700平方米。1926年1月，整个修建工程尚未结束，大连卫生研究所就开展了对细菌、血清和疫苗的研制。一年以后，又对病理、化学进行研究，同时接收了日本中央实验所的药品、饮用水、食物和其它卫生实验业务。从此，满铁卫生研究所成为了细菌研究、实验和生产的部门。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卫生研究所急速扩张，曾两次增加人员，扩建了注射室、采血室、小动物舍、预防液制造室，新建了血清贮藏库，1936年，又扩建了鼠疫研究室及新建了鼠疫预防液制造室。

所内设置了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和总务7个科。细菌科主要从事对细菌预防、治疗的研究和疫苗的制造；病理科主要对滤过性病毒、伤寒的预防、治疗的研究和疫苗的生产；化学科对化学毒品的预防研究和制造；卫生科是关于水、食物消毒剂的研究和制造；血清科是关于毒素的预防研究和血清类的研究及制造；疫苗科是疫苗和狂犬病预防液的研究和生产；总务科负责全所的行政、后勤和物资供应。

1938年，731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细菌研究、细菌生产和细菌实验，急需防疫及其研究同步进行。因此，日本关东军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交给石井部队，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同时调整了其业务方向，确定了以制造为主、研究为辅的方针。

特别监狱

由于731部队进行细菌和生化武器效能实验的“实验材料”是活人，所以，它设立了一个关押“实验材料”的“特别监狱”，换言之，特别监狱是731部队贮存活体“实验材料”的仓库。各个研究班在进行某项实验之前，都会向特别班预约“特殊实验材料”，特别班根据对方提出的关于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健康情况等要求，选择匹配的试验对象。如被试验人顽强反抗，日本宪兵就会施用武力、用刑或当场击毙。被试验者有的仅经过一次试验就丧失了性命，稍有幸存的，却还要接受更多的试验折磨。

特别监狱设在四方楼的内院里，西院为7号监狱，关押男性囚犯；东院为8号监狱，关押女性囚犯。东西院各有24间牢房，牢房四周设环形走廊。牢房有大有小，多数为集体牢房，还有少数单人牢房。牢房内的一角安水洗式便池，靠走廊的墙上开有观察窗，靠外墙那面开设与观察窗大小差不多的投饭口。监狱的出入口安装了双层铁门。特别监狱的地下室就是活体实验室。

据川岛清所的供诉，特别监狱同时监押着300至500人。这些被监禁的人都被编为三位数的号码，到1942年末，这些数字循环了三次，此后的两年半时间，仍然是照旧继续进行。据此推算，从1939年至1945年8月，通过细菌实验杀害的人至少有3000以上。

其他细菌战基地

除731本部及其支部外，1938年至1945年间，731部队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的细菌战机构共有63个，都以防疫给水为名，实质准备大范围的细菌战。这些细菌战基地包括华北军防疫给水部、华中地区军防疫给水部、华南军防疫给水部、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以及36个师团防疫给水部、12个野战防疫给水部、7个独立防疫给水部、1个旅团防疫给水部和台湾临时防疫部，覆盖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

除731部队外，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各地设置了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一些特种细菌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关，包括1936年在长春孟家屯设立的名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满洲”第100部队、1938年在齐齐哈尔市车站建立的与各细菌部队配合作战的526毒气部队、1939年在北京天坛附近建立了号称“北支甲1855部队”的生化武器研究所、1939年在南京建立了“荣字第1644部队和在广州市建立了“波”字第8604部队。除此之外，在侵华日军的各军事团内还设置了“防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这些机构是在各细菌部队指导下的野战细菌部队。此外，在日军控制下的伪满国军内和伪满卫生科研机关、军医学院内，也都进行着以动物和人体为对象的细菌研究、实验活动。

第100部队：“满洲”第100部队前身是驻屯在长春宽城子的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8年迁至长春孟家屯，扩建后改用“满洲”第100部队的秘密番号。“满洲”第100部队隶属于关东军，下设总务部和4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1940年后，在大连、海拉尔、佳木斯、拉古等地建立了所属的支队。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又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设立了军团兽医部队。“满洲”第100部队是以家畜和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同时还研究畜类病菌对活人的杀伤力，进行烈性病菌和毒药的研究和制造。

北支甲1855部队：又叫做北京细菌兵器研究所，对外称“华北军防疫给水总部”，实际是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殖鼠疫杆菌和繁殖细菌传染媒介物跳蚤的机构。这该机构第一课负责病理实验，第二课负贵菌苗制造，第三课负责生化武器的研究，同时在开封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青岛市、太原市分设了六个分所或支队。

南京“荣”字1644部队：1939年设立之初，称为“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又称“多摩部队”；1943年12月以后，改称“登”字第1644部队。对外称“华中防疫给水部”。“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也是由石井四郎亲自组建，并兼任部队长。“荣”字第1644部队本部下设总务课、细菌研究课、防疫给水课、材料供应课、理化研究课，并在九江等地设立了12个支队。

广州市“波”字第8604部队：“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与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同时设立，也是由石井四郎亲手组成。“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其主要任务除了进行细菌和传染媒介物的生产和细菌试验之外，也与731部队配合，在华南地区使用生化武器进攻中国部队。

516毒气部队：516部队始建于1938年，又称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是直属日军参谋本部的专门研制毒瓦斯的谋略部队。516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毒气、毒气弹的研究和制造，主要生产芥子毒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光气（青色气）、联苯氰基胂（红色毒气）等糜烂性的毒瓦斯和刺激性瓦斯弹。

大陆科学院：大陆科学院始建于1933年，隶属于关东军，其主要研究项目是生物化学武器以及防毒、防疫。1936年，大陆科学院增设了马疫研究处，包括细菌研究室（分设鼻疽、传染性流产、炭疽病研究分室）、化学研究室、病理研究室、害虫研究室以及总务科，与“满洲”第100部队紧密配合，从事细菌研究及实验工作。大陆科学院下属还有制造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血清的长春卫生技术工厂。

人员构成

主要成员

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24岁时考入京都大学医学部，四年后毕业志愿加入陆军担任军医，经过四个月的军官见习后升中尉军衔。他在1922年任职于东京第一卫戍病院，1924年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和预防医学，同年8月晋升为军医大尉。1927年，石井四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石井四郎被军方以海外医学考察为名，派往欧亚20多个国家，他重点关注了德国的生化武器研究。1930年，石井四郎从海外归国后担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隶属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并开始筹建细菌研究室。1932年，石井四郎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三等军医正，并很快晋升为军医少校；1933年8月，出任加茂部队部队长。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建设细菌部队有功，而晋升为陆军军医中校。后又因诺门坎战役中有功，获得了四级金鵄勋章和陆军技术有功奖。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调往华北派遣军第一军任军医部长，次年8月调到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任教官，继续研究细菌武器和策划细菌战。1945年3月1日，石井四郎重回731部队，并晋升为军医中将。1945年，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并于次年接受美国军队的调查问讯。石井四郎以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同美国作交易，免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喉癌去世，他被葬于妻子荒木清子和长子石井诚一在月桂寺的墓地，法名“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

北野政次

北野政次生于1894年7月14日，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陆军军医中将。1936年6月，北野政次任“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1942年8月1日至1945年3月1日间，他接替石井四郎，任731部队队长；1945年4月30日，北野政次晋升为军医中将，任中国派遣军（上海）第13军军医部长。1945年8月，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次年1月被释放回日本，2月6日配合美国军队的调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提交了17页关于石井部队的笔供材料。1950年，北野政次出任绿十字株式会社东京分社社长。石井四郎去世后，北野政次担任石井四郎治丧委员会负责人。1986年，北野政次病逝，终年91岁。

其他成员

从细菌研究至创建至731部队正式建立，其核心研究人员大多是日本著名大学医学部专家和陆军军医学校的高等军医。据统计，在731部队任职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这些人不仅负责医学研究，也成为了731部队乃至日军细菌战机构的核心管理成员。如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第一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是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村上隆是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等。

后续成员

为保证细菌部队的长远发展和实施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731部还专门成立了培养少年班队员的教育部，从日本国内招募大批家境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的14至16岁日本青少年，成为731部队培养后备力量。少年部的第一期为四个班，总人数为103人。后备人员在731部接受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培训，并利用活体进行实践。后备人员结业后，直接效命于731部队，被分配到各个部门，从事各种生化武器的试验、生产活动。

历史影响

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伤害

日本政府和军队上层为了研制各种进攻性生化武器，置国际人权条约内容于不顾，在中国各地进行大量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并公然散布流行性疫病，直接危及民众生命，违反了人道精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为掩盖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将细菌工厂炸毁，致使大量携带鼠疫病菌的老鼠窜逃，直接造成1946年于1954年年鼠疫在哈尔滨市地区的流行及扩散。731部队以细菌实验及人为散布鼠疫杆菌的方式实施破坏活动，以牺牲无辜群众生命代价，直接危及中原地区民众的身心健康的行为，实为人权犯罪。日本在中国散布鼠疫菌，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较为残虐、非人道的行为，是典型的种族灭绝行为，是对中国普通平民进行的大量且无差别的虐杀行为。

对医学伦理道德的危害

731部队从事细菌研究的核心成员，大多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被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这些人在医学领域颇有研究，但完全丧失了医生本该有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沉溺于大笔因细菌实战而所得的财富当中，一面提高自身的学术威望，一面不受道德考量和良知约束地开展人体实验研究，以牺牲成千上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来谋取利益，完全背离了道德伦理，违反了医学准则和医学道德。尽管731部队实施的细菌实验和人体实验在日本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日本医学界不作为、默认和反驳的态度，成为战后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的写照。

战后，美国军队豁免了731部队全部成员的战争责任，使这些成员逃脱了战争的审判，又重新以支持的态度和立场在政府和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大专院校凸显才能，严重违反国际法、违反人道精神、医学道德，是对人类基本道德、良知和伦理的打击、破坏和毁灭。

对生产生活环境的影响

731部队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征购大量黄鼠、白鼠、兔子等动物进行细菌实验和研究，严重影响和危害了物种多样性和种群生态状况。同时，731部队长期生产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哈尔滨市平房地区成为细菌病原所在地。731部队溃逃前夕，炸毁全部建筑设施，致使大量携带鼠疫菌的老鼠、跳蚤及各种实验动物逃窜出来，直接引发了平房地区的大型鼠疫灾害使人受感染的可能性长期存在。而在病毒泛滥的同时，日本还将大量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掩埋或是倾倒于河流中，这些被遗弃的化学武器分布于中国安徽、河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吉林省、辽宁省、山西省、浙江省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18个地点。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地，从2001年至2008年，就发现炮弹、炸弹775枚，毒气弹28枚。而未被发现妥善处理的遗弃化学武器将成为今后诱发中毒事件的巨大隐患。

此外，731部队在中国内蒙古、吉林、山东省、江西省、江苏、浙江等地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使得普通平民感染上了鼠疫、霍乱等传染病，致使以上地区爆发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大流行，给当地民众带来重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其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存在，从根本上持续破坏了当地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无论在细菌战中的幸存者还是在战后被伤及的百姓，其受害的记忆和痛苦长期而持续存在，致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饱受双重折磨。

历史罪行

罪行承认

1997年，中国108名731部队受害者或其家属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731部队的行为，进行全面的罪行披露，在报纸上刊载道歉信，并进行金额赔偿。1999年另有72名731部队受害者或其家属提起诉讼，共计108人。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承认了731部队的存在，同时承认731部队所进行的细菌战等行为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援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等原则，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驳回受害者及其家属请求的决定。

罪证公布

中国

2015年4月7日，平房区经过近两年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后，共确定可移动文物5378件，多数与“731”部队有关。经鉴定，其中436件为珍贵文物，一类是“731”部队在进行生化武器实验研究时使用器物，主要是1945年以后在平房“731”遗址废墟和哈尔滨市其他日军营区遗址采集的文物；另一类是关东军其他部队使用的设备和装备。这些文物为揭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增添了新的证据。

2021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接受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调查官问讯后，向美国军队提供的17页笔供。这份笔供系首次公布，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承认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进行了人体实验。

2023年9月18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最新发现的重要史料：侵华日军军医将校名簿。该史料名为《将校名簿现役将官》《将校名簿现役军医》，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日本学者松野诚于2023年7月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发现。史料记载了731部队军医从中将到少尉的基本信息以及1944年以后其所属、调整、复员等内容，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何时成为军医少将、中将及他们的工作调动等情况。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通过和既往史料的对比、梳理，有利于对731部队的深入研究，也是全方位认知侵华日军罪行、军医协同犯罪的关键证据。

2024年5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了一份研究发现的档案资料——《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少数未跟随部队整体撤离回国的731成员留下的“个人信息登记表”。这份名为《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的档案，原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023年转交至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由研究人员进行整理、解读和研究。传统研究认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731部队整建制撤离回到日本。然而此次公开的《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发现，大部队撤离时，还有52人没有跟随部队一起回到日本。这份69页的档案，完整记录了52人“姓名”“兵种”“入队时间”“战争结束前所属部队”“战争结束时的履历”等信息，清晰还原了登记者从进入731部队开始的参与系列犯罪活动和在不同部队间流转经过，以及在1945年8月败退到回国期间的活动轨迹与辗转历程。《身上申告书》首次披露，731部队还设有专门“情报员”职位。《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是研究731部队全新的一手史料与核心档案，是研究731部队整体形制、战后轨迹、战争责任等问题的重要证据，对于深化日本细菌战问题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4年7月6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7周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牡丹江市林口县人民政府联合公布了731部队林口162支部《身上申告书》。《162支部身上申告书》共177页，记载了140位162支部成员的基本信息，清晰呈现了登记者从入伍到败退回国前的活动轨迹。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162支部配合731部队进行鼠疫实验的证据。该支部卫生伍长上野滋的《身上申告书》显示：1945年4月，他在佳木斯市等地完成“捕鼠作业”。该档案是所知研究林口162支部最为核心的档案，也是全方位认知162支部人员构成及战后流转等问题的关键证据。对全面准确揭露关东军细菌战罪行具有现实意义，也再次证明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不是独立行为，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2024年11月6日，衡阳市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2级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米青东在网上二手市场购得一件灰缬蓝布夹包，打开发现里面的纸张上有“泰安镇”“克山病”等字样及日语假名。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份日本在东北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经过求助懂日语的网友，初步确认该文件的日文基本为昭和时期日语，内容涉及细菌学和地方疾病，其中提及的“大安市”为黑龙江省原辖县，今属吉林省大安市，731部队曾在此地实施细菌战。随后，米青东联系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将包裹交予文保单位整理研究。11月11日，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收到捐赠材料后进行了专业鉴定，确认该材料为关于大赉县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残件。12月11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表示会将米青东捐赠的藏品作为馆藏研究。

日本

1989年7月，大量人骨在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施工现场是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侵华日军731部队大本营被认为就设在该校内。日本民间人士于1990年成立了“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骨问题协会”，以推动调查真相。

从1993年开始，部分日本学者就在日本60多个地方巡回展出他们对731部队研究的成果，将那段被日本政府企图隐藏的历史公之于众。2013年9月，由部分日本学者策划的“731部队展”在位于明治大学生田校区的登户资料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展览详细地描述了731部队的起源、与日本政府的联系、残忍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展览还讲述了战后731部队未被追究责任的事实。

2015年3月13日至15日，位于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举行了旨在揭露二战时期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医学犯罪展”，展览详细介绍了731部队为进行细菌战、研究武器性能等对殖民地人民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同时还介绍了战时及战后日本医学的进程。为了让展览内容通俗易懂，主办方尽量减少文字叙述，在图表和历史照片上下功夫，中间还穿插了多位日本军医及受害人的证言细节。

2017年8月13日，日本NHK综合频道播放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共约50分钟，引发日本舆论关注。纪录片中，NHK首次发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苏联举行的审判录音资料，用真人录音和亲历者采访还原了731部队核心成员开发生化武器的真实情况。731部队纪录片的播出在日本网络上引发右派分子围攻，但也有一些日本民众看过纪录片后表示感到很愧疚，支持NHK电视台揭开日本战争罪行的做法。

2018年1月21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731部队”，揭露了731部队在人体实验、细菌研究等方面的罪行。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22日表示，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2018年4月2日，名古屋市大学名誉教授池内了等学者在京都大学举行记者会，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对有通过人体实验获取数据、撰写论文嫌疑的731部队军医授予博士学位一事进行核实，并取消其学位。报道称，这是日本全国第一例要求大学撤回731部队成员学位的活动。

2018年4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这是731部队首次被披露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的731部队队员实名，是全面了解731部队构成的最珍贵资料。日本政府保管着详细的731部队档案一事也首次得到确认。

2020年6月19日，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等人公布了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府公文，首次证实了日军731部队曾生产细菌。这份公文是1950至1951年期间制作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队概况”，记述了731部队由本部和五个支部组成，各个组织机构也得到了证实。关于大连支部，文书里记述道，“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主要负责细菌的研究以及生产”。

2024年4月，日本TBS电视台调查节目《报道特集》采访了多位731部队原成员，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清水英男，93岁，于1945年3月30日被征调进入731部队，入伍后，主要负责调查老鼠肛门处的细菌。在731部队里，为了研究生化武器，娃娃兵也被上司用来做实验，据其回忆，有一次吃了上司拿来的面包后，高烧超过42度，在卧床一周后才被允许接受治疗。1945年8月12日，在部队撤离前，清水英男被上司命令前往试验场捡拾人体试验后剩下的残骸遗骨，将捡到的人骨放进麻袋里，由部队统一进行爆炸焚烧，毁灭证据。清水英男表示，自己之所以愿意将真相讲出来，是想让子孙后代了解历史事实。

2024年8月12日，清水英男在《人民日报》第16版上发文，表示731部队历史事实不容掩盖，向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歉意。同日，清水英男乘坐航班抵达哈尔滨市。8月13日，清水英男一行前往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谢罪，清水英男再一次回顾了在“731部队”的经历。清水英男表示，“731部队”曾把其在内的日本少年队员当做被实验者；其还讲述了“731部队”为销毁罪证，下令往特设监狱里搬运炸药的细节。9月1日，人物专访节目《面对面|清水英男：一个731队员的谢罪》播出，亲历者清水英男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清水英男表示，入队1个月，教官要求他至少解剖3具尸体。在标本室，他看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一幕：“有些是从母体中取出的胎儿标本，也有仍在子宫里的，也有成年人的标本。”“他们研究的是用什么药物可以使人这样得病，或者说，研究的是哪种病最适合用来杀人。”

2025年3月21日，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展示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史料，并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的罪行一直予以否认，声称“没有显示（该部队）活动详情的资料”，山添此举揭露了日本政府的欺瞒行径。同年，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骨问题协会和部分民众在陆军军医学校旧址及周边进行实地考察活动。他们认为，在此地于1989年7月被发现的人骨极有可能与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有关，要求日本政府展开彻查。

俄罗斯

2018年5月7日，来自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正式被伪满皇宫博物院博物院收藏。这份录音档案长达22个小时多，通过战犯的供述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交接仪式现场播放的一段录音资料中，曾担任过731部队总务部部长和生产部部长等职务的被告川岛清供述，731部队是遵照日本天皇的秘令组建的，主要从事细菌战作战领域的科学研究，曾拥有数量庞大的细菌专家和专业人员。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称，这些录音档案将成为揭开历史真相的重要罪证。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当地时间2021年8月1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日军第731部队利用活人做生化武器试验的细节。文件中介绍，被日军用来做人体试验的对象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等，且大部分人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被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最终备受折磨而死亡。文件中，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亲口承认了731部队进行过人体试验。

2021年9月6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俄语部、总台黑龙江总站、俄罗斯红星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特别报道《731日本罪行调查记》在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晚间节目《每日新闻综述》播出，引起俄罗斯民众热议。根据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指出，苏联多次要求美国引渡曾主导人体实验和开发使用生化武器的石井四郎等日本主要战犯，但美国置之不理，同时CGTN俄语部记者实地走访731部队遗址和罪证陈列馆，采访了受害者家属、档案研究专家，展示了证明731部队罪行的最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