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权，男，陕西洛川人，1953年生，书法家。
社会任职
王根权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薛铸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长安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教育丛书编撰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长安书画培训学校校长。
人物经历
王根权，1972年入伍，198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1988年转业，1995年再读于西北大学，获汉语言文学学士。为人务实诚信，做事图求进取。好学博涉，成果颇丰。综归起来，可称为“一书两考”。一书指的书法，既有较高的书法理论研究成果，又有较深的书法实践造诣。“两考”指的是考试与考古。有重要贡献，有重大发现，有重要研究成果，有专著。另外，其诗词和散文写的也很好。
1987年，《考场内的作弊与发现》一文获国家级优秀科研论文二等奖，文中提出的“正背监考法”先被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推广，后又推广到各类国家级考试中，现在教育考试都使用了这一监考方法。对我国的考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7年，军事施工中泥土上的瓦当印痕引起了他极大的警奇，以其敏锐的警觉和责任感，经过踏查，在该地先后发现了七处秦汉建筑遗址。又经过多方面考证，证实了该遗址就是秦汉甘泉宫宫遗址。1990年《考古与文物》杂志第一、二期分别刊登了他的《甘泉宫考辩》和《淳化县古甘泉山上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两篇文章。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文字和图片将这一尘封了数千年的史料保存给了后世。没有他的发现和论证，后世对甘泉宫的遗址将永远是一种误读。
1988年，写有《徐海东将军在新城堡》一篇记实文学。文笔细腻，写人叙事，鲜活生动，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真实地记录了徐海东将军转战陕北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既是珍贵的史料，又是难得的好散文。
1994年，历时八年，增删数次，《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与考方法谈》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学习与考试的各类心理状态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继而介绍了诸多种学习和考试的思路和方法。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具体实例。对考生很有帮助，很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有的学校还特聘作专题报告，反映很好。
2007年，继《甘泉宫考辩》发表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秦汉史，结合实地考察又发现了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市，冶铸了十二个重数十吨的大铜人的遗址和遗物。通过考证，弄清了这一大型冶铸的原理和过程，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写成《秦十二铜人探秘》一文。这些对一位业余考古学者来说太难能可贵了。特别让人们欣喜的是文中破解了以往史料中的误记和后世考古学者的误读和误传，论证了两枚铜人还存在于人间，有望能重新发现。有朝一日，这一论证变为现实的话，这将又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9年4月，随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出访日本，与日本友人进行书画交流，以纪念陕西省与香川县结为友好省县十五周年。
2009年12月，《中国书法品评》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被有的大学作为选修课教材，并邀先生前往讲学。
2010年4月，《王根权新著\u003c中国书法品评\u003e首发式暨研讨会》隆重召开，参会者有来自省内外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新闻记者100余人。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书法品评》一书提出了客观的、人们都能够掌握的评判标准，使得中国书法评判品评有了一把刻度分明的“金刚尺”。结束了中国书法长期以来没有客观评判标准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书法长期以来没有客观评判标准下的不公正评判的历史。中国书法品评从此可望步入一个客观、公正、公平、公开的新时代。诸多媒体评说，王根权所创建的“中国书法评判标准”是中国书法评判的“国标”，并称其为“王氏标准”，誉其为“中国书法品评第一人”。
主要成就
王根权在书法理论和书法评论上多有建树。著有《中国书法品评》一书，该书已被有的大学作为选修课教材，并邀先生前往讲学。《论说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论说中国草书之发展》、《长安书风 力撼山兮气盖世》、《推到“四宁四毋”丑书理论，为傅山鸣冤》、《书画市场泡沫透析》、《一代书法大家毛泽东》、《从中国书法发展历史长河中看薛铸》、《书坛怪圈解秘（序列）》、《刘正成先生该冷静一下了》、《书法没有内容吗？》等文章于各种书刊及书法网上发表后，在书法界颇具影响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尤其是《论说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一文，明确地、具体地提出了书法的评判标准，阐明了客观的评判方法。否定了千百年来长此以往所沿用的非明确、模糊的评判标准和主观的评判方法。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一成果的问世，结束了中国书法长期以往没有评判标准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书法长期以往在评判标准缺位的情况下品评的历史，中国书法的品评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先生于中国书法理论探索方面笔耕不辍，约50万字书法理论巨著《王根权品评\u003c书谱\u003e》一书不久的将来即将面世。作为讲议稿在几所学校试讲后，反映很好。
2008年王根权先生以《中国书法评判标准》为理论支撑，创建了《中国书法品评网（www-calligraphy-app-com）》。网站首家独享中国书法评判标准这一书法理论最新科研成果，遵循继承传统、明确标准、尊重作者、客观品评、发展书法、传播文明的的原则，建设书艺新天地，搭建书家大舞台，推出当代名家，打造一批新秀。为广大书法爱好者、书法评论家和书法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的信息平台。
先生倾心于书法，临池数十载。书作以行草见长，追求传统书艺，劲健秀美，很有灵气。在书作内容方面也很讲究，除古诗词名言警句外，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自拟内容以适之。故此，书作很受时人推崇。作品见于多家报刊杂志。2008年入选《中国艺术大家》专集。
2008年《解读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锁钥》一文，获陕西省三十年文艺评论优秀奖。
2010年10月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教育丛书编撰委员会聘请为编委。2010年12月，所著《书法通识教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列为国学教育丛书，同时被指定为中职院校书法教育辅助教材。
人物评价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佟伟先生为其题词：“凌云健笔”。著名书法家薛铸称其为“文人书家”。著名文艺评论家乔犁先生称其为“学者型书家”
人物事迹
大秦帝都咸阳桥探秘
王根权（2011.5.18）
1986年，位于今陕西省秦都区的沙河河床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结构桥梁遗迹。关于该桥遗址的属性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秦汉时期的古木质桥，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时期的“河桥”，汉唐时期的“西渭桥”。本文以为这就是著名的“大秦帝都咸阳桥”。
?西北大学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著名学者王根权认为这就是著名的“大秦帝都咸阳桥”，当年十二尊单尊重80吨的大秦帝国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人”就是从此桥通过运往了阿殿。
一、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的发现
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是1986年当地农民在沙河河床中挖沙时偶然发现的。1989年，经考古发掘，探明古桥遗址长306米，宽12米。今发掘长度为106米，在桥桩相对集中部位修建了保护大厅，厅长为76米，宽为16米。保护桥桩16排112根，每排间距3-6米。已经露出的桥桩平均
高度为2米，平均直径为40厘米，木质有松、柏、杉、桑，还有贵重的
图1 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 楠木。桥桩上有很多被烧灼的痕迹。保护大厅外还有30米，已作填埋保
护。中科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采集桥桩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测定结论是：树轮年龄为2350年--1910年，木桩绝对年代为2200年左右。
1989年，文物部门对古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该遗址的东侧300米处还发现一处古桥遗址。在桥址南端发现了7块长4—7米不等，宽1.1米，高0.7米，厚25毫米的槽型钢铁铸件，每块重约2-3吨。桥址附近出土有秦汉时期的铜器铁器、砖瓦等文物100多件。以砖瓦和瓦当数量最多，其中有变形纹瓦当、五角水道、素面半瓦当、绳纹简瓦、板瓦等，它们的形制和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同类文物几乎完全相同。在桥址南30米处发现一件大型铜饰，其外形呈叶状，与秦雍城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秦咸阳宫出土的空心砖、方砖上的纹饰风格大体相同。
二、大秦帝都咸阳桥之正名
最初发现古桥遗址并首次试掘的是原秦都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德臣。张德臣第一判断该古桥遗址就是“西渭桥”遗址，后来考古发现西渭桥遗址在今两寺渡渭河河段，已发掘出桥柱木桩。随着大量文物的不断出土，许多专家确定该桥为秦汉古木质桥，并命名为“沙河古木质桥遗址”。二十年来，张德臣对古桥遗址进行了多方考证认为，对古桥遗址命名为“沙河古木质桥遗址”欠妥。沙河之名于后，古桥建造在前，以沙河定名只能说明在今沙河处发现了一古桥遗址。张
德臣认为，古桥遗址所在地属于秦汉上林苑的
图2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中出土的槽型钢铁铸件 范围，西汉时周亚夫曾在此驻过军，这一带的
村名如西屯(驻军)、资村(物资储存)、东张(帐)、西张(帐)都与驻军屯兵有关。据一些老人讲，过去这里叫打鱼屯，是一片汪洋。后来河床干涸，成了一片沙地，因此被当地称为沙河。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当地地名等进行推断，从规模看，可以肯定，该遗址应属秦汉上林苑水上宫苑亭类的建筑，建筑中有桥，即融宫苑、亭榭、桥梁为一体的组合式群体建筑。也就是说，既是水上亭榭宫苑建筑，供皇宫贵族游览娱乐。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发展认为，沙河古桥遗址就是秦汉时期的“沣河桥”。论据有三：其一，《诗经》“丰水东注，维禹之迹。”这是周人当时所看到的沣河流向，经考证，今长安境内尚存“丰水东注”的沣河古道遗址，其二，《水经注》“丰水出沣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北流为枝津，一水西北流……又北至石墩注于渭。”这是北魏时期的丰水流向，丰水西北流的故道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沙河”。从沙河桥一带出土的文物情况分析，沣水的这种流向至少经历了战国及秦汉唐数代；其三，《宋著长安志》在“咸阳县”条记载：沣水“自长安县界来，流至宋村合于渭河”。宋村是长安县最西北的一个村
图3 钱范 庄，在东江渡村西南，泥河西岸。这条记载说明在宋敏求写《长安
志》时，沣水还是经资村、西屯、东江渡一带向西北流入渭河。在宋代以后，沣水才改道“北流”，成为现今的沣河。清《咸阳县志》有明确记载：“丰水在县东六里入渭。”?
上述研究成果说明了一个问题：该遗址为秦汉时期木质古桥遗址，进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秦汉时期的“沣河木质古桥遗址”，二是秦汉时期上林苑水上宫苑亭榭类建筑。这两个结论均有待商。“沣河木质古桥遗址说”，虽然列出了三条论据，但均不能证明沣水秦汉时期出秦岭经此桥东流注入渭河。三条论据有一最大弱点，沣水是渭水的一个支流，沣水的流量是有限的，不能与该遗址306米的水流跨度相吻，据此“沣河说”当舍去。“秦汉时期上林苑水上建筑”，这个概念太大了。我们知道，上林苑的范围很大，该遗址是在其中，“桥”必是
图4 带榫卯的陶砖 水上建筑，这些都正确。问题在于“宫苑亭榭”的概念又太小了，文章
说，这座桥是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质桥梁，在人类交通史、世界桥梁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宫苑亭榭”显然容它不下,“宫苑亭榭说”也当舍去。
两个能说明一些问题的结论都舍去了，该遗址是秦汉时期的一座什么桥呢？
首先，根据该桥遗址306米的跨度，考察该区域水系，有如此之大的水系者只能是渭河，该桥只能是渭水大桥。第二，根据遗址桥木碳—14测定，桥木绝对年龄为2200年，这一时间与大秦帝国时代相吻，该桥的建桥时间确定了。第三，该桥遗址地处大秦帝国首都咸阳市，该桥的历史地理位置也确定了。据此三点，一个准确的结论出来了：该遗址是大秦帝国国都咸阳城中的一座贯穿南北的渭水大桥。至此，该遗址的正名问题解决了。这座渭水大桥当时大秦帝国命它什么名我们不得而知，但用今人之眼光看历史，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其命名为：大秦帝都咸阳桥。在该桥遗址正名的过程中，我们断定：秦时渭河必定是从此处流经的，这个断定的依据是秦以后渭水的改道。现在我们再说渭水的改道问题。
图5 弩机 渭水是什么时间改道不流经此桥处我们不得而知，但秦时渭水必定是从此处
流经的，渭水秦以后一定是改过道的。关于渭水改道有如下证据可以说明。第一，该桥306米的跨度说明秦时的渭水一定是流经这里东去的，大桥遗址的发现是最有力之证据，这是自证。第二，位于该桥遗址西南方向？公里处的“定舟村”“渭北村”“钓台镇”，这些村镇名都与渭河有关，说明渭水以前是从这些地方流过的。尤其是“渭北村”最能说明问题，充分说明现今的渭水是改过道的，秦时的渭水是从“渭北村”的南边流过，经该桥向东流去。第三，张德臣所说的“据一些老人讲，过去这里叫打鱼屯，是一片汪洋。后来河床干涸，成了一片沙地，因此被当地称为沙河。”这一“口碑”也是秦以后渭水改道的有力证据，说明现在的沙河就是秦时渭河的河床，渭水改道后，虽然没有了水源，但这里的地势相对低，逢雨积水便形成了一片汪洋之景观。第四，关于渭河的改道，我们从图6可以看得很清楚，先秦咸阳城的南城及部分市区已变成了今天渭水的河道，这说明秦时的渭水不是现在的河床，秦时的渭水当在现渭水河道之南，即“渭北村”之南。
三、大秦帝都咸阳桥之结构
关于大秦帝都咸阳桥的结构，之前的诸多考古文章都认定为木质结构，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结论忽略了一件不该忽略也不能忽略的重要的遗物，那就是该遗址已发现探明的七件长4—7米不等，宽1.1米，高0.7米，厚25毫米的槽型钢铁铸件，关于这些槽型钢铁铸件，有学者认为属木质大桥的扣件，有学者认为属输水的铁槽。对长4—7米，重2—3吨的钢铁铸件解释为输水的铁槽值得商榷。这些钢铁铸件是有些象输水的铁槽，这些铁槽如果在其它地方发现，解释为被用作输水完全有可能，但在大桥遗址中发现，绝非作输水用，被用作输水的可能性则等于零。因为桥下面是涛涛渭河，与渭水相比，这些大铁槽算得了什么，在渭水中设置如此水槽输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说，此件在大桥遗址中发现，一定与大桥有关，一定是大桥的零部件。这些钢铁铸件是大桥的什么零部件呢？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仅仅只是扣件吗？扣件作何用途？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该遗址中寻找。
我们知道，该桥桥桩间距为3—6米，出土的槽型钢铁铸件长度为4—7米，二者的绝对差是相等的。绝对差相等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桥柱间距与槽型钢铁铸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就是桥柱与桥梁的关系。现在问题清楚了，4—7米长，2—3吨重的槽型钢铁铸件是对应3—6米长的桥桩设计的，4—7米长的槽型钢铁铸件不是大桥的扣件，而是两桥柱之间的钢铁铸梁。这里我们不得不惊叹大秦帝都咸阳桥的设计师的聪明与才智，将钢铁铸梁铸成槽型完全符合材料力学原理，这样的材料造型结构一是增加承载力，使该大桥能够达到80吨的载重量，二是减轻钢铁铸梁自身重量以减少桥桩的负荷，同时还可以节省钢材。槽型钢铁铸梁的平均长度超过桥桩柱距的平均长度1米，目的是为了保证槽型钢铁铸梁与桥柱有更大的接触面积，以此增加桥梁的承载能力。遗址中出土了如此高科技水平的槽型钢铁铸梁，充分展示了大秦帝都咸阳桥设计建造的科学与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在世界桥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在明确了，这些槽型钢铁铸件是这座大桥的重要组件—桥梁，那么该桥就不能认定为木质结构大桥了，而应该是钢木结构大桥。我们对外的报导就不能报导为：秦都区沙河河床发现一古木桥遗址。而应该报导为：大秦帝都咸阳城遗址内发现2200年前钢木结构渭水大桥遗址，该桥80吨之载重量为同期世界桥梁之首，槽型钢铁铸梁之应用为世界桥梁史之第一。
四、大秦帝都咸阳桥之功用
关于大秦帝都咸阳桥之功用，之前的诸多考古文章都说了，诸如出长安城西行，过此桥，再过西渭桥，北上茂陵、汉平陵，西到周至县、鄠邑区，南达巴蜀。秦汉时期的皇帝、王公贵族、大臣等去上林苑游玩，还有射猎、训练水兵等都要出入这座桥。我们说，这只是这座桥的一般功能作用，这座钢木结构的渭河大桥还有一项非常重大而且极具历史政治文化意义的特殊功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市，销以为钟鐻金朝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三辅黄图校注》引《三铺旧事》云：“铸金狄人，立阿房殿前。”这两处记载说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以战后全国各地上缴的青铜兵器为原材料，冶铸了十二尊各重80吨，高16.24米的金人，并将其矗立于大秦帝国的中央广场阿殿的前殿。以此召示天下：大秦帝国和平统一万万年，中华民族和平统一万万年。这就是大秦帝国和平统一纪念碑，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尊各重80吨，高16.24米的金朝的象征意义就是：中华民族不要战争要和平，不要分裂要统一。
经考证，这十二尊重各80吨高16.24米的金人的铸造地是大秦云阳城，即今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十二尊重各80吨高16.24米的金人是怎样过的渭河？一直是“十二金人”研究课题中的一大迷案。今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的发现，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长4—7米，重2—3吨的若干块槽型钢铁铸件（见图2），为我们解开这一迷案提供了线索。我们将重80吨高16.24米的金朝与长4—7米重2—3吨的大桥遗址出土的槽型钢铁铸件加以联系，破解千古迷案似乎有了思路。大秦帝国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尊各重80吨高16.24米的金人，是否就是从此桥通过被运往阿殿的呢？此桥是否就是专为大秦帝国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人”过渭河而建造的呢？重80吨高16.24米的金人要过渭水，是乘舟？是过桥？是制造载重量80吨的舟容易？还是建造载重量80吨的桥容易？显然建造载重量80吨的桥容易。重80吨高16.24米的金人过渭水，如果用舟摆渡，不仅仅是一个造舟的问题，还有建造两岸港口的问题，尤其是上下船装卸的问题，比之造舟更难解决。由此可以断定，大秦帝国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人”过渭水一定是从桥上通过的。
大秦帝国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朝”从桥上过渭河确定了，那么它们又是从哪一座渭水大桥上通过的呢？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渭水大桥？这座渭水大桥又在哪里呢？今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的发现，尤其是该大桥遗址出土的长4—7米，重2—3吨的若干块槽型钢铁铸件明确肯定地回答了我们上述的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知道，秦时的战车也好，运输车也好，全都是畜力车，畜力车的载重量也就是一吨左右，这说明载重量为一吨的桥就可以满足当时的交通要求。如此说来，大秦帝都咸阳桥为什么要使用长4—7米重2—3吨的槽型钢铁铸件，完全是一种大材小用与没有必要。事实上是大秦帝都咸阳桥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就做了这样一件满足一般交通要求而大材小用与没有必要的事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充分说明大秦帝都咸阳桥的设计建造不是为了满足当时的一般交通要求，而是为了满足一项特殊的、超常重量的交通要求。这是一项什么特殊的、超常重量的交通要求呢？大秦帝国于云阳城中冶铸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尊重各80吨的金人要过渭河，被运往阿殿。这项特殊的、超常规的交通运输，对桥有特殊的、超常规载重的要求，要求桥的载重量必须超过80吨，这就是大秦帝都咸阳桥使用长4—7米重2—3吨的槽型钢铁铸件的原因。换言之，只有载重量为80吨的大桥，才能保障十二款各重80吨高16.24米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安全顺利通过渭水。为了确保大桥80吨的载重量，才需要将大桥设计为钢木结构，才需要使用长4—7米，重2—3吨的钢铁铸件。现在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出土了若干块这样的槽型钢铁铸件，这就足以说明大秦帝都咸阳桥就是为大秦帝国十二款和平统一纪念碑过渭河而专门设计建造的，大秦帝国的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尊各重80吨高16.24米的金朝就是从我们今天所发现的这座钢木结构的大秦帝都咸阳桥上通过被运往阿房宫的。
十二尊重各80吨高16.24米的金人是七国统一战争结束后收缴全国兵器中之铜兵器冶铸的，遗址中出土的长4—7米，重2—3吨的槽型钢铁铸梁会不会也是统一战争结束后收缴全国兵器中之钢铁兵器冶铸而成？我们说完全可能，也非常应该。考古发掘报道：大桥遗址暴露出桥桩16排112根，每排间距3-6米。根据这一数字可知每排桥桩为7根，即该桥桥桩为7列。按每排桥桩间距平均5米计算， 306米大桥跨度，共计有61排桥桩。该桥共需槽型钢铁铸梁434块，每块按2.5吨计，冶炼这些钢铁铸梁大约需要1085吨钢材。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小数字，但在2200年前的秦时绝非一个小数字，当属一天文数字。如此数量之钢材何处去找？我们说，那就是现成的七国统一战争结束后全国收缴的兵器中之钢铁兵器。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秦帝都咸阳桥是一座载重量为80吨的钢木结构大桥，其槽型钢铁铸梁是用大秦帝国统一战争中的钢铁兵器冶铸而成。将统一战争中的钢铁兵器铸成桥梁其意义就重大了，即该桥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大秦帝都咸阳桥就是中华民族第一座和平统一桥。中华民族第一座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人”从中华民族第一座和平统一桥“大秦帝都咸阳桥”上通过，这是何等壮观之场面！其政治文化历史意义又当是何等的伟大而深远！时间过去了2200多年，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统一纪念碑—“十二金朝，但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统一纪念桥，这一重大发现怎能不让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的成员惊喜与骄傲！
五、大秦帝都咸阳城之见证
关于大秦帝都咸阳城究竟有多大？城在哪里？这一直是考古界的一个谜案。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对大秦帝都咸阳城、阿房宫、咸阳市桥作有这样的描述:“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曾经写有《西安曾是秦都咸阳的渭南新区》一篇考古文章，王学理认为：“西安市与咸阳，两市相邻。前者是省会，规模大；后者是地级市，规模居次。实际上在2200多年前，这两座城市的政治地位和规模同今日正相反。咸阳属于秦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西安地区只是首都在渭河南岸后发展起来的新区”。文章说：“现在人们一提到“秦咸阳”，一般人把它同今日的咸阳市混在一起。即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在脑海里浮现的往往也是今咸阳市东、渭河北岸的那一块狭小区域。在现行的西安古迹地图上，我们看到的仍是：以包围在唐长城遗址上的明清西安市城为中心，北隔渭河标着“秦咸阳”，西北郊标上“汉长安”，西南郊标上“周京丰镐”范围，西郊标上那个孤零零的“秦阿房宫遗址遗址”。这样的安排，起码在秦咸阳和汉长安的表现上就缺乏特定的时间界线，当然显得极不恰当。”
大秦帝都咸阳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不妨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一番。
《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市，筑冀阙，秦徙都之。”这说的是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把首都从栎阳迁到了“咸阳”之咸阳。《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说：“地在渭河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阳，山南亦曰阳，皆在二者之阳也。”这个“南水北都向阳”的地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考古探查与发掘证明，就在今咸阳市东10公里的长陵火车站向东延伸到柏家嘴一带。这是战国时期七国之一秦国最初的咸阳城，即秦孝公迁都之咸阳城。（图6）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大了，宫室显小了。秦惠文王时，“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三辅黄图·序》）。这是秦惠文王“广大宫室”的佐证，说明咸阳城开始扩大，但却没有跨过渭河，而是往北发展，即现在的咸阳北塬以至越过了泾水，发展到了甘泉、谷口。作为秦国首都的咸阳城往北发展而不越渭水向南发展这样的发展规化，与当时七国对峙的军事政治格局是符合的。六国对秦的威胁是主要因素，渭水作为国都的自然防御屏障再理想不过。当时河南省虽然也建有宫室，如：章台宫、景仁宫、阿房宫
等，这些宫室虽说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这时的渭河南
图6 王学理圈点西安地区古都分布图 岸诸宫，还不能视之为秦国咸阳城的主区，只能视之为是秦
国上林苑的充实，诸宫室仍然属离宫别苑的性质。
秦昭襄王时，秦国的国力继续强大，山东六国对秦的威胁减小，秦国开始首都重心南移的准备，加大了在渭河南岸的广阔地域，充实离宫别馆，新增宫室的步伐。这一时期所扩建的宫室有：兴乐宫、六英宫，阳宫、长杨宫、高泉宫等。
《战国策. 范说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引用了这段话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我们说这段话显然说的不是秦国的疆土，而是秦国的京。秦昭襄王当时只是个秦王而不是秦帝，但这是为将来的秦帝所作的筹划。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读，范雎说秦昭王既是日后建立大秦帝国的军事政治方案，同时也是以后大秦帝国首都的建设规划方案。范雎能看到这一点，相信秦国的国君也能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是秦昭王以后秦国诸君正是按照这一大秦帝国之都的建设规划方案一步步完成了大秦帝国之都咸阳城的建设的。到秦始皇统一战争结束，大秦帝国建国之时，范雎说秦昭王所述说的大秦帝国之都咸阳城建设的规划方案基本完成。
大秦帝都咸阳桥的发现，大秦帝都咸阳城的谜底可以揭开了。关于大秦帝都咸阳城的概念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秦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始皇时，终于结束了七国战乱，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七国统一后，国家的性质变了，秦灭六国之战后原来的秦国也不存在了，即自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随着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的诞生，帝都咸阳城的概念也跟随着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咸阳城已不再是战国时期秦国的首都了，而是七国统一后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的国都——大秦咸阳城。
第二，大秦帝都咸阳城经过了数代秦国国君的扩之又扩之，其规模与原秦孝公时的国都咸阳城的规模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秦孝公时迁都咸阳之城，即今被渭河涮去一角的咸阳古城，已经成为古迹，在大秦帝都咸阳城的版图中已经显得很小很小了，这个咸阳城早已不能代表秦咸阳市城了。统一前秦国的国都以渭水北为中心区，以渭水为屏障，统一后不需要屏障了，帝都中心移往渭水之南了。关于大秦帝都咸阳城的规模状貌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有这样的描述：“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关于司马迁这一段话王学理是这样解读的：“首都咸阳宫殿多、范围大。所谓“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实际是以渭河为轴，把咸阳分成了南北二区。我研究发现，以“雍门”和“泾渭之交”作东西两个端点，再把渭河两岸的秦遗址包括进来，从而形成的这个闭合圈周长是二百里（折合83504米）。这个“圈”的走向是：从今咸阳市塔儿坡（秦雍门宫的所在）起，循咸阳原（北阪）东北行，至“泾渭之交”。折而向南，过渭河，斜穿西安市东北郊阎家寺村的秦宫殿建筑遗址，经西北郊的兴乐、未央前殿（秦章台宫），西南到达阿房宫前殿遗址。再转往西北，过渭河，返抵咸阳市东郊。其总长80多公里，同司马迁所言的“二百里”比较接近。由此可见秦都咸阳的市中区至少包括了今西安市北郊、西郊和咸阳市东窑店乡之间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限定的范围，应以长兴到三义为东、西的区间，北起咸阳原的二道原腹部，往南跨越渭河，至阿房、汉城、西一线。当然，郊区延伸颇远，西北可达今咸阳市市东郊的塔儿坡、市北的公陵，东南远及今西安市市临潼区的韩峪乡秦芷阳故地。南北长19公里，东西斜跨约63公里。”王学理先生将“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中的“二百里”当作了大秦帝都咸阳城的周长。这一想法较之现在西安市区地图将现在咸阳市东被渭河涮去一角的那个秦孝公时期的咸阳城标为秦咸阳城不知要大了多少倍，有许多人对这一现象不愿意接受，认为太大了。今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的发现，说明王学理先生对于大秦帝都咸阳城的圈点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我们相信司马迁所言的“二百里”当属大秦帝都咸阳城的直径。王学理的这一论断是有其科学性的，他的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司马迁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读，大秦帝都咸阳城是以渭水为东西轴线，以我们今天所发现的“大秦帝都咸阳桥”为南北轴线向四周辐射的直径二百里的方圆范围区域。大秦帝都咸阳城的规模当是今咸阳市地区和西安市地区二者之和。我们现在的西安城区和咸阳城区仅是大秦帝都咸阳城区的一部分，将来西咸新区一体化的大都市规划图方可于大秦帝都咸阳城区相似。
第三，大秦帝都咸阳城没有城墙。大秦帝都咸阳城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的城市概念是一致的，只有密集的建筑物，只有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没有实物式的城墙框定。我们知道城墙的出现，是战争的产物，是分封制的产物。春秋无义战，各诸侯国竞相“高筑墙，争称王”。大秦帝国不要分裂要统一，不要战争要和平。大秦帝国结束了七国之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要医治战争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创伤。大秦帝国只修万里长城之国城，而不修一都一市之“家”城。这一城市建设指导思想在秦灭六国之战的统一战争中已经体现，秦每灭一国“坠其庙，毁其城”，将王公贵族徙往咸阳北阪为其修宫。这就是大秦帝都咸阳城没有城墙的有力证明，这也是考古界长期以来找不到大秦帝都咸阳城城墙的原因。
第四，大秦帝都咸阳市城的格局。《关中记》说：“秦孝公都咸阳，今渭城区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阳，今城南城是也。”《史记》与《关中记》中关于咸阳城变迁的记载是可信的。“今城南城是也”是以汉长安城为参照，“城南城”指的不是大秦帝都咸阳城的城区，而指的是大秦帝都咸阳城的政治、文化中心。按照《关中记》的这一指点，结合今天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的发现，大秦帝都咸阳城的格局轮廓也就依稀可见了。
渭河将大秦帝都咸阳城分成了南北两大区，为南北的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渭水却为大秦帝都咸阳城的东西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渭水两岸就成了大秦帝都咸阳城繁华的经济贸易区。两大区的连接是桥，大秦帝都咸阳桥是当时渭水上最大最宏伟的大桥，大秦帝都咸阳城南北交通的枢纽，大秦咸阳桥为轴线向南北方向伸展自然也就成为繁华的经济贸易区了。由此可知，大秦帝都咸阳城的经济区就是以我们今天所发现的“大秦咸阳桥”为轴向南北方向伸展和以渭河为轴向东西方向伸展所形成的“十”字区，大秦帝都咸阳桥就是大秦帝国国都经济“十”区的中心点。由此可知，大秦咸阳桥就是大秦帝都咸阳城的中心。关于这一点除了大秦帝都咸阳桥的自证外，距大秦帝都咸阳桥？公里处的“南待诏村”“资村”“东张村”“两张村”这些村名都是有力之佐证。
大秦帝都咸阳市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大秦阿房宫，其标志就是大秦阿房宫广场（阿殿前殿）中矗立的大秦帝国和平统一纪念碑——16.24米高，各重80吨的十二尊金人。观察今咸阳市区图，我们惊喜地发现，大秦帝都咸阳桥遗址与大秦阿房宫竟在同一东西水平线上，大秦帝都咸阳桥所处的村名叫“王道”村，这说明大秦帝都咸阳桥当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阿房宫的地理位置，
?大秦帝都咸阳桥与阿房宫之间一定是一条宽敞的市区大道，是帝王西行北出以及重大政治文化活动的出行大道，这条“王道”类似于今天天安门前的东西长安街。还有“南待诏村”的地理位置，于大秦帝都咸阳桥处于南北同一条水平线上。“待诏”村是皇帝诏书传递的第一道中转站，有诏书中转的南站，一定有诏书中转的北站，甚至还应该有诏书中转的东站西站。想必诏书中转的北站，“北待诏”村一定在“南待诏”村于大秦帝都咸阳桥这一南北水平线上。这些证据尽管属于星星点点，但足以说明大秦帝都咸阳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的大概分布（图7）。
图7 大秦帝都咸阳市桥地理位置图
探索与发现
甘泉宫考辨
甘 泉 宫 考 辨
王根权
（1988年10月1日 2011年6月6日修改）
《雍录》云：“甘泉宫，古帝王之所常都”。据《关中记》说甘泉宫“有宫十二，台十一。”《读史方舆纪要》说它“宫观楼观略与建章比，百官皆有邸舍”。甘泉宫规模广大，景象雄伟，不仅山高气爽引人主多来消暑行猎，且其地理位置具有屏障咸阳，抵御匈奴的重要作用。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刘彻时“烽火两通”。武帝在这里“朝见诸侯王”，“外国客”。不难看出，甘泉宫在秦汉军事、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处于重要地位。近年来，甘泉宫的研究卓有成就，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诸如甘泉宫究竟是在甘泉山上还是甘泉山下？秦甘泉宫在渭南市还是渭北？甘泉宫遗址和秦甘泉宫宫的关系如何？甘泉县宫、林光宫、云阳宫是一宫还是各有其宫？等等。继甘泉山秦汉宫殿遗址群的发现报道后，现在就以上问题作以考辩。
一、甘泉宫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史有明载，本无非议。只因山高林深，文物普查时遗址未被发现，误将今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北古云阳城遗址视以为“汉甘泉宫遗址”，从此甘泉宫从甘泉山上移到了甘泉山下。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却意义相背，造成了史学界极大混乱。
山上山下两处遗址位于南北同一直线，相互通视，直距7公里。甘泉宫山地处淳化县境北三十公里，是旬邑县、耀州区、淳化三县分界处，属乔山山系余脉。主峰好花圪瘩其地最高，海拔1809米。周围群峰重峦，林木丛生。主峰遗址、箭杆梁遗址、孟家湾遗址、石门遗址，遥相能望。古道路迹至今犹存，平直相通。秦直道出云阳城（山下遗址）北门上英烈山（甘泉山分支）经庙堂遗址、鬼门口抵主峰遗址，再经箭杆梁遗址下坡，越过七里川，沿庙沟直去石门。山下遗址至主峰这段为今简易公路所代。主峰遗址至箭杆梁遗址这段为天然卵石路基，故保持较好，路面最宽处约20米，最窄处7米，今已被草木覆盖，但人工开凿痕迹依然能见。踏草拨树大卡车依然能行至箭杆梁遗址，并原地调头返回。箭杆梁以下因路处陡坡，山雨冲刷，路面破坏很大，只能单人行走。山下遗址地处今卜家乡、铁王乡平原，原面459平方公里，海拔1000米，距山脚4公里。原面北高南低，平均坡降2%。山上山下的概念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都是显而易分，不可能混淆的。
《关中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北故甘泉山上，年代永久无复，甘泉之名失其实也”。《元和郡县志》：“云阳宫即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十道志》：“甘泉宫出石鼓西原，甘泉宫遗址在山上，即秦林光宫旁”。《三辅黄图》引《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西，故甘泉县山，宫以山为名”。《陕西通志》卷七十二引《雍胜略》：甘泉宫“在淳化县甘泉山上”。纵观史载，或直言或援引，均言甘泉宫在甘泉山上，无一说其在甘泉山下者。《淳化县志》则说的更加详尽。陈直《三辅黄图校注》按：《陕西通志》卷七十二《甘泉宫》，引《淳化县志》：“甘泉宫，在甘泉山上，今其地尚余瓦。甓作流水纹，瓦头有篆字”。这里的《淳化县志》不知是何版本，一时难以求得，但所记明了清楚，今山上出土文物完全与记相符。明隆庆《淳化县志》记，甘泉宫“自通于天，故增之又增之。如泰畴、如仙人掌科露盘及泰一诸画像尽在其上也。此山高出它山，南距长安已三百里，而能望见长安。其上有通天台，云雨悉在台下”。这不仅指出甘泉宫宫在甘泉山上，而且还指出了甘泉宫的具体位置。“此山高出它山”即今天主峰遗址。
民国二十二年《淳化县志》旧序亦写道：“余常与中承兄蹑甘泉，瞩泾渭，风通灵之台，瞰石门之巅。吾邑虽世有更变，要即黄帝祀天旧墟，野踪余响，恍若目睹。寻摩芳径，穷胜迹，徘徊林光诸宫故址间，又得秦皇汉武避暑遗事。俯视四周，山环水绕，伏凤举，亦都城西北一奥区也”。可见，“林光诸宫旧址”就是今天的主峰遗址，于其上才能“俯视四周”，才能见“山环水绕”。该序的作者罗延绅是明嘉靖癸丑科进士，官至知府。其堂兄罗延绣是戊戌进士科，官至太常寺卿。同是隆庆《淳化县志》的修撰人。我们今天踏踩甘泉山所走过的道路完全与当年罗氏兄弟相同。所惋惜的是，即没瞧见泾渭之水，也没望见长安城。只在石门乡走访群众时访得当地至今流传的一条俗语：“石门山上望渭河，望着喝不着。”
于甘泉山是否能望见长安城？《三辅黄图》记，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元和郡县志》云：“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周回十余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汉旧仪》载：“通天台高三十丈，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这些记载都有一个于甘泉宫可以望见长安城的问题。这到底是撰史之误还是甘泉绝景之一？历春夏秋冬四时，在山上遗址多次试验观察均未见结果。为解此迷，在高精度的军用地图上作了山上山下两处遗址与古长安的通视图，结果表明，山下遗址不能与古长安城通视，而山上遗址能与古长安城通视，可见史载无误。甘泉山与长安城视距只有85公里，可以肯定，远在两千多年前，没有工业污染，空气中尘埃少，遇有好天气，于甘泉山上确有望见长安城的可能。这不仅证明了史载的可靠性，而且证明，甘泉宫确实不在甘泉宫山下而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中通天台的高度的问题。据文献记载，通天台一说三十丈，一说三十五丈，一说百余丈。汉制一尺合今0.231米，平地起台以最低高度三十丈计，亦70余米，不要说古代的土木结构，就是今天的混凝土结构也绝非易事。那么这些高度是怎么来的呢？看来问题出在观察者的“去地”地点位置的选择上了。不难想象，若台位于山下平坦地带，“去地”低点位置的选择差异不会太大，出现上述数字结果是不可能的。通天台位于甘泉山上，情况就不同了，“去地”不同位置的选择，上述数字的出现就成为自然。通天台无疑是建于甘泉山上的，无疑甘泉宫也就在山上了。
“望云（雷）雨悉在其下”，当属甘泉宫的胜景之一。关于甘泉宫的记载中多处提到“望云（雷）雨悉在其下。”王褒《甘泉宫颂》中写到：“甘泉山天下显蔽之处也。前接大荆后临北极，左抚仁乡右望索域其宫室也。镂龙而造，采云气以为楣。神星罗于题，鄂虹往往而绕”。扬雄《甘泉赋》中有句：“霍雾集而蒙合”，“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湿以惨分，上横飞而相错”。这里不仅描述了甘泉宫的地理地貌，还记述了甘泉宫的独特气候现象。山上山下两遗址相差459米，气候截然不同。春秋雾季，山下仰视，峰插雾中；山上俯视，雾海茫茫。从山上驱车下山，飘飘然犹如离开仙境，我从雾中来。雨雪季节，常常是山下不下，山上小下，山下小下，山上大下。盛夏时节，山下干燥闷热酷暑难熬，山上则凉风送爽，花香袭人。雷雨时节，山下乌云滚滚，山上赤日当头，望云雨悉在其下。这又一次证明甘泉宫不再甘泉县山下，而在甘泉上山。
《甘泉赋》乃扬雄绥和二年正月随刘骜上幸甘泉宫所作，赋中名句“翠玉树之青葱分，璧马犀之瞵光”。其中“玉树”、“璧马”所指何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玉树”指的槐树，有的说槐树“望秋先零不贯四时”，当为珊瑚碧玉雕刻之作。今居甘泉山，历早春、晚秋和隆冬数季，常见山下绿色依然，山上却是白雪皑皑。遇霜雾，冰霜结满树枝（最厚时竟达25毫米之厚），甘泉山便成了一个晶莹世界。目睹奇景，千古之谜轻易解开。“翠玉树”就是松柏等常青树木，时逢隆冬寒雾，一夜之间枝叶结满冰霜，绿白相间，白里透绿，似翠青玉树一样。“璧马犀”可以是巨石雕刻的马犀，外结一层冰凌，也可以是状似马犀的山丘土包，经雪盖霜裹，在阳光的照射下瞵光闪闪，看上去如同碧玉马犀般。甘泉宫早已塌没，这些“稀世珍品”却永驻人间。不论是“玉树”“璧马”、还是“望雷雨悉在其下”，这些天工绝景只有山上才有的。这又再一次说明甘泉宫宫就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有无宫城的问题。翻阅史料，有关甘泉宫的记载均无宫城之说。误将山下云阳城遗址当作甘泉宫遗址就出现了宫城问题。云阳城周长5668米，东西南北开有四门，建有角楼，甚是宏伟。秦直道出北门而上甘泉山。《淳化县志》载：“古云阳城在县西北五十里，后人多指甘泉山前为古云阳县”。该城就是秦直道的起点—古云阳城。扬雄《甘泉赋》中有“列新雉于林薄”句。扬雄是甘泉宫的目睹者，“新雉”是当年孵长的环颈雉。假设甘泉宫有宫城，在森严豪华的宫城中，怎么会有一群群列队出林的野鸡呢？可见，甘泉宫无宫城。甘泉宫不在甘泉山下，不在云阳城中，也不和云阳城相兼。甘泉宫宫在甘泉山上，“列新雉于林薄”乃甘泉宫依山作宫，缘山劈道的记实。
二、甘泉宫遗址是秦甘泉宫的承袭
甘泉宫在甘泉山上有定论了，但这个甘泉宫是秦甘泉宫遗址还是汉甘泉宫遗址？秦甘泉宫和汉甘泉宫是两地还是一地？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云阳城在雍州云阳县（指唐云阳县即今泾阳县长街村）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宫在焉”。又引《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故甘泉山上”。以上史载说明，甘泉宫为秦所造，汉用之，实一地也。
《淳化县志》录，明罗延绣《甘泉宫辨》引《雍录》：“古者以甘泉名宫者三，秦在渭南市。汉在云阳磨石岭上，隋在鄠邑区”。《甘泉宫辨》道：“秦之甘泉史明言在渭南”。又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为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市属之”。这就是甘泉宫“渭南说”之依据，后来关于甘泉宫的渭南渭北，孰是孰非之争全都由此而引发。今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话，问题搞明白了，原来“渭南说”是将这段话所记述的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由此得出甘泉宫处于信宫与骊山间，故说其在渭南近户县。其实这段话记述的是两回事，一是在渭南市作信宫，宫成后更名极庙，又修了信宫到骊山的通道；二是作了甘泉宫的前殿，修了甘泉宫到咸阳的甬道，把甘泉归咸阳直辖。由此可见，视秦甘泉宫于渭南，完全是对这段话的误读误解。
云阳是秦之军事重城，甘泉山乃风景名胜，秦上林苑之离宫别馆。《战国策·范雎说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秦始皇修直道起自云阳。云阳背靠甘泉山，秦始皇多次沿直道出巡，于甘泉山行乐消暑，山上不能没有秦的行宫。有宫当以“甘泉”名之，若不用甘泉名，拟别名名之，何不见于史？《史记·索引》云：“始因水名山，继乃因山以名宫耳”。可见，“以山名宫”应该是可信的。今甘泉山遗址群中秦瓦的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佑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这说明甘泉宫乃先秦君王所造，在秦始皇即位时已有了。始皇十八年（前228年）始皇母太后崩。“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后在甘泉宫待了十余年，死后，秦王不走东路而从北路归，可见秦甘泉宫就在古云阳甘泉山上。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亦说明甘泉宫原来至少有正殿，始皇只不过是对先王所创甘泉宫作以修缮扩建罢了。
明确了秦甘泉宫和甘泉宫为一地，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书找不到汉甘泉宫的创始时间，而总是“增之”又“增之”。《读史方舆纪要》引《括地志》云：“刘彻元封二年载（公元前109年）于林光宫旁更作甘泉宫宫”。这实属误解。《史记·封禅书》于元封二年载：“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乃作通天基台，……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汉书·武帝纪》于元封二年条下载：“冬十月，（武帝）行幸雍，祀五畴。春，幸侯氏，遂至东莱郡。……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蜚廉馆”。说明元封二年武帝作的不是甘泉宫，而是甘泉宫中的通天台，益延寿观，更置了前殿，修扩了诸室而已。经这两次大的修扩，大概甘泉宫才“略与建章比”。时间往前推，《封禅书》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帏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避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这段话带有很多玄神色彩，说的很抽象，也很零乱，但说的事情却很简单。记述的是有一个叫少翁的齐国人，在甘泉宫为刘彻演皮影戏以解汉武帝怀念王夫人之情。这里的其明年，据前后文推断当在元鼎年间，（公元前116—111年）。句中虽有“作甘泉宫”句，却并非修建了一个甘泉宫，而指少翁前番为武帝表演皮影戏，使武帝于帏中见到了死去的王夫人。武帝受其影响，欲与神通，后于元封二年筑甘泉宫通天台，并重新装修布置了诸宫室。
《汉书·郊祀志》记载，汉皇上幸甘泉宫是：“高祖时五来，刘恒时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汉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余来。”颜师古曰：“汉于林光旁起宫非一名也。文景皆幸甘泉不曰有宫，当时秦林光宫尚可用也。武帝虽别创一宫，而林光如故”。看来上述评估是有片面性的。“上幸甘泉”不加宫字只是文字省略，并非没有甘泉宫，仅有秦林光宫。《史记·礼书》载：“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制。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文华殿大学士，少所变改”。“以山名宫”的甘泉宫更该如此。若文景行幸的仅是林光宫，司马迁何以呼之“甘泉宫”？既能“以山名宫”，又何尝不能以山代宫？
秦始皇“作甘泉前殿”，刘彻“更置前殿”，“作甘泉通天台”，“作益延寿观”，“始广诸宫室”。这不仅从文字上说明甘泉宫遗址就是秦甘泉宫，而且与主峰遗址的遗物和地貌相吻。两番置前殿，是因为主峰南坡平坦，呈三个自然平台。不作后殿，是因为主峰北坡呈60度陡坡不具备建筑条件。秦始皇不作正殿，大概是先王正殿尚好。汉武帝筑通天台，必用正殿之基，今高矗峰顶的土冢内的秦残砖瓦便是佐证。
甘泉宫、林光宫、云阳宫究竟合三而一，合二而一，还是各有其宫？《三辅黄图》载：“林光宫，胡亥所造，纵广各五里，在云阳县县界”。《文选》注引《汉宫阙疏》曰：“甘泉林光宫秦二世造”，“汉又于其旁起甘泉宫”。林光宫秦二世造，这是不可置疑的。林光宫之所以和甘泉宫相混是二者距离相近的原故。秦汉甘泉宫为同地同宫，刘彻创（当作广义解释）甘泉宫于林光宫旁，足见林光宫并非甘泉宫。今主峰遗址东坡平台出土均云、葵纹瓦当，从制作工艺看属两次而成。出土又多火烬，与《淳化县志·大事记》绥和二年“三月甲子震电灾林光宫门”。正好相映。可见该处为秦林光宫遗址无疑。甘泉、林光相距虽近，但二世所造林光宫距汉武帝增广甘泉宫的时间较短，故未曾更修。该处遗物单一当是因这一缘故。古时甘泉山林木茂盛，该宫地处主峰东侧，竟先享日，也许就是“林光”之由来。
《汉外戚传》载：“冯媛徙云阳宫”。《淳化县志》载：“云阳宫在故云阳县，秦离宫也”。古云阳城即山下遗址，秦汉皆在这里设县。云阳宫若以地名宫，其址必在其地；若以城名宫，其址必在其城。陈直《三辅黄图校注》引《关中记》曰：“栎阳宫、甘泉宫、师德宫、池阳宫、长平宫、扶荔宫、白渠观，以上七宫一观在冯”。冯翊辖地云阳。1976年淳化县固贤乡医院出土“谷口宫”铜鼎，镌铭“谷口宫元康二年造”。另外在甘泉山下云阳城外今淳化县境内多处发现秦汉宫殿遗址，虽未证明何宫遗址，但均近云阳城。看来以地名宫是无法区别诸宫的。以城名宫当属史实。
云阳宫创于秦，经汉、魏至后周仍用。《周书·太祖纪》“拓跋廓三年九月，太祖有疾，还至云阳，十月己亥崩于云阳宫”。《周书·尉迟刚传》载：“贺敬敦尝从太祖郊猎于甘泉宫。时，围人不齐，兽多逃匿，太祖大怒，人皆股战。围内有一鹿，俄亦突围走，敦马驰之鹿上东山，敦弃马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悦，诸亦得免责”。这就是说，至后周时，山下云阳宫依旧得幸，而山上的甘泉宫已一片衰草枯杨，为鹿兔所居。可见，甘泉宫、林光宫、云阳宫并非一宫，而是各有其宫。
为什么会出现三宫相混的局面呢？大概是随着秦直道的废弃，山上的甘泉宫、林光宫渐渐冷落，山下的云阳宫因在城中仍可如故。甘泉宫废，然先朝遗事普传，其名犹盛。云阳宫存，名却未显。借盛名以昌其事不为大错。另外三宫皆在甘泉苑中。以小宫借大名，也未必不可。这便是三宫后来相混的原因。正如《淳化县志·云阳宫记》所云：“疑汉甘泉宫实兼秦林光、云阳二宫之地。故合言之则曰甘泉宫，分之则甘泉宫外别有林光、云阳宫也”。
注：本文发表于1990年《考古与文物》第一期。
参考资料
王根权简介.央视网.202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