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岛继男，1934年出生于中国沈阳，1945年回到日本，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的首任所长，也是中日技术合作项目在中国的拓荒者。
个人简介
八岛继男先生1934年出生于中国沈阳，1945年回到日本，1982年至1987年任日本驻中国JICA事务所首任所长，此后一直从事中日环保交流工作。现在担任日本国际善邻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中日友好环保中心顾问、中华环保基金会特别顾问、北京环保基金会顾问、重庆市科委顾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名誉理事等社会职务。
个人经历
从东京到北京的往事 1982年3月，八岛继男受JICA总部委派只身从东京来到北京，出任JICA中国事务所首任所长，着手筹办开展中日技术合作。谈起当初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创业艰辛，八岛先生却说，有中方窗口单位国家科委（今科技部）的帮助与支持，初期开展工作都很顺利的，几乎一路绿灯，没有遇到过任何能称之为坎坷波折和不顺利的麻烦经历。
从东京到北京的往事
“有一个插曲，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在我刚来到北京，在海关领取我从日本托运来的汽车的时候，当时文件上写的是‘一个工作人员可以带一辆汽车’，而我托运的是两辆。我解释说‘一辆是我自己的轿车，一辆是单位的公家的车’。但是当时的单位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这个概念让办事人员有点发懵，他为此最后打了很多咨询电话，才算把‘公’和‘私’的问题搞清楚。”
是啊，那时处于半封闭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一切涉外事务都处在逐步恢复初期，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计划经济正在转型，而日本，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让迈出国门的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的新干线上感叹“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1月，邓小平访问日本，首次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宣布：为支持中原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实施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主要机构之一的JICA，派出了时任研修课长又精通中文的八岛继男出任中国事务所长。在没到中国工作之前，在中日ODA合作的预热阶段，八岛先后3次随日本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过；也在东京多次接待了中国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工信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卫生部、公安部、共青团等很多访日的中国代表团。
“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中国人，大都是当时在中国部委工作的干部，有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好朋友！”说这句话时，八岛一脸灿烂。
正是有了这些人脉资源，使八岛继男在中国开展工作颇为如鱼得水。当然，那时候中国的条件毕竟有限，开拓性的合作还是面临着很多周折的。
当时，八岛从机场入住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如今以“中国硅谷”闻名世界的中关村，在当时却是僻静得近乎荒凉的城乡结合部。八岛最棘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住处和办公的房子。在当时，中国的字典里压根儿没有“商品房”这个名词，面对偌大个北京城，即使你掏再多的钱，就是找不到合适租借的房子。那时的房源短缺程度，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符合“外国人”使用条件的房子更是难以接受。
没办法，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给了他一张办公桌椅，算是有了“蜗居”之地。“虽说都是外务省的系统，但是工作性质不一样，毕竟不太方便。”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八岛白天上班的主要工作还是找房子。
在国家科委的安排协助下，八岛与中方负责外国机构服务的窗口单位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开始具体联络。八岛一个日本人却操一口流利的汉语，所干的工作又是来帮助中国搞经济建设，服务局的负责人新奇和钦佩之余对他颇有好感，答应“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帮助解决”。
果然，一周之后，服务局提供出一套条件很好的住房。
因为此事，八岛和服务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人际关系。服务局很快在半年之后的11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又一次给八岛“调剂”了一间50平米的办公用房，并且主动把服务局的单位车库特许提供给八岛先生使用。“在以后的几年里，服务局每年都会给JICA至少一套房子，提供给来中国工作的日本专家使用。这在当时，那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待遇啊。”
伴着爽朗的笑声，八岛饶有兴趣地谈及往事：“在那个年代，北京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就JICA的业务来讲，很多技术合作项目的开展，都是需要派遣日本专家来中国工作。短期专家来华工作可以临时住在宾馆，可长期专家来了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们一般要工作好几年，而且大都是举家来中国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中方申报项目的机构，在项目预算中把专家公寓也作为一个支项目列入其中，通过这样的努力，逐步缓解了中日合作项目的专家住房问题。”
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员回忆这个话题时也介绍说：八岛先生多年来，总是能够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经验，充分利用JICA的合作政策，在各个项目的实施中，考虑到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36年前的故地重游 1985年8月，在前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地区的宝清县考察项目的途中，八岛继男特地提出要求访问沿途路过的延寿县。
36年前的故地重游
哈尔滨市所属的延寿县，地势奇伟，一条玛延河从中部斜穿而过，南北两地皆向中部倾斜，中部又由西南斜向东北，鸟瞰地貌，其形颇似农家使用的簸箕。玛延河两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冲击平原上，湖泊沼泽星罗棋布，物产资源丰富。正是因为诸多的优势，使当地成为近代史上政治、经济的重要据点，也使延寿人的命运多了一份坎坷。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2月），出生在沈阳市的八岛继男就生活在延寿县城。
八岛继男的父亲出生于明治大学四十年代，后来在东京国际大学学习中国语言。到大正时代，是日本进一步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也是向大众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型期，自由化思想十分活跃。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多年轻人对新的潮流很敏感，八岛父亲思想开始向左派偏移。因为学的是中文，当时在日本国内也没有很好的个人发展空间，所以便随“开拓团”来到中国发展。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父亲当过延寿县的副县长。
八岛在延寿县城里无忧无虑的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记忆最深的，是当时家中负责他饮食起居的一位天津市籍老伯，无意间成为八岛学中文的启蒙老师。
1946年，日本人从葫芦岛市港口撤离东北地区的时候，八岛继男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
战后回到日本，他开始了学生生涯。1964年3月，他从东京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毕业。当年4月，他进入日本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OTCA）开始参加工作。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和众多的日本公民一样，兢兢业业以单位为家。谈及那些年代，八岛觉得有点的遗憾是，自己所学的中文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那时，在日本使用中文的机会很有限，学汉语的人没什么“市场”，更谈不上“吃香”，就连找工作也不好找。在八岛的记忆中，屈指可数的肆意使用中文，是有一次作为翻译陪同上司访问台湾的高雄市和基隆市。
到了1977年8月，OTCA与海外移往事业团（JEMIS）合并，改组成立了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八岛在其大阪的国际研修中心担任了研修课长。次年6月到1980年4月，他又分别担当JICA研修第2课和第1课课长。也就是在此期间，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日之间，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民间交流都异常活跃。面对这样的形势，也使精通中文的八岛如鱼得水。
当然，能够在36年之后重游故地，是八岛继男早先没有奢望过的。
八岛眼里的延寿城尽管并不发达，但已很难寻觅36年前的踪迹了，记忆中的煤油马灯早已被明亮的电灯取代。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希望也在中国。苏联是帝国主义。”——这是当年在延寿的时候，父亲曾经告诉过八岛的一番话。在当时，他似懂非懂，所以记得十分清楚。待到后来长大成人，他才理解了父亲那源于“日俄战争”后的民族感情。而今天，八岛却有机会以自己切身的体会，在这个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体验父亲当年的看法。
八岛曾经在很多正式的场合表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小时候曾经生活在中国，所以我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中国人。”正是因此，他尽自己的努力做好JICA的工作，也就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做一些贡献，这是八岛的真情实感，也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这次东北地区的故土之行，是对中日技术合作“三江平原龙头桥典型区综合开发计划调查”项目进行实地调查。
三江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以黑龙江省宝清县境内为主的项目区域内，由于地表水控制能力较弱，60%的水田只能采用地下水灌溉。井水灌溉不仅直接影响了水稻的米质和产量，还造成局部地区地下水超采。为此，迫切需要就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一揽子综合治理计划。当时的中国农牧渔业部（今农业部）所申报的JICA项目，是从1982年开始，由日本先后派遣20多名长期或短期专家，与中国的科研人员共同进行龙头桥典型区的农业开发规划，在三江水利试验站，推行了利用暗管排水系统进行的蓄水灌溉试验，并对龙头桥水库工程建设进行了前期可行性论证。
后来，由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陆续提出正式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方案，先后获得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水利部的批复。于是，总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龙头桥水库建设项目”获得了1996-1997年度（第四批）日元贷款的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建设资金。1998年3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达了开工计划，当年4月1日枢纽工程破土动工。作为黑龙江省“九五”计划重点基本建设项目，龙头桥水库是黑龙江省水利建设史上第一个利用外资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到目前，它仍然是三江平原地区库容最大的水库（总库容6.15亿立方米）。
如今，龙头桥水库作为位于宝清县境内、三江平原挠力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控制性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730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可发展下游灌溉面积63.6万亩，其中水田43.1万亩），兼顾发电、养鱼、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国家水利部官方的《中国水利网》和《黑龙江日报》在2006年10月水库全面竣工的报道中评价说：龙头桥水库自2002年10月投入使用以来，在综合利用地表水等方面，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地区的工作不是个人感情 谈及意味深长的东北考察之行，八岛先生饶有兴趣地提起另一个经手报批的中日技术合作“木材综合利用项目”，的确，这个项目以其项目效果显著而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合作案例。
东北的工作不是个人感情
从1984年开始，直到1997年还在陆续进行后续合作的“黑龙江省木材综合利用研究计划”，是由国家林业部（今林业局）、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联合申报实施的中日技术合作项目。在项目实施十多年间，日本政府先后共向中方派遣长期专家16人，短期专家53人次，无偿援助实验仪器、设备、工具等共800台（种）；作为负责具体实施操作的林产工业研究所，先后有30多人次的骨干被派往日本或第三国学习进修。日本方面援助的仪器、设备，先后装备了7个中试车间和6个实验室，使项目机构在国内同行业具有了第一流的实验研究手段，有力促进了木材开发研究整体工作的发展。
黑龙江省木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的黄晓山主任在介绍上述情况时说，“到1996年，实验室在木材综合利用以及木材深加工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共承担课题68项，其中：国家攻关课题4项，省部级课题36项、厅局级课题28项，横向课题3项。已经鉴定的课题共51项，在所完成的科研项目中，木材综合利用方面的科研成果获得各种奖励12项。其中国家林业局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科技厅三等奖2项、省森工总局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专利5项，为进一步研究和综合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985年八岛继男的东北地区之行，除了考察项目之外，还在与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系统的多家机构进行广泛接触中，主动的、不厌其烦地向中方介绍了JICA渠道的项目合作信息，指导中方在规划申报JICA合作项目中应注意的要领。那时，中国人十分缺乏对外合作的实践经验。八岛先生的耐心介绍与指导帮助，对于中方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一场久旱的及时雨。
在八岛的咨询帮助下，黑龙江省科委（今科技厅）与省农业科学院、省水利科学研究所联合，当年即向JICA申请了比较重要的“三江平原农业综合实验场”中日技术合作项目。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处，由于长期的构造下陷和三江的泥沙堆积，所形成的低洼平坦的平原。横亘于中部的完达山脉将平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沼泽化低平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即狭义的三江平原或合江平原；南部是乌苏里江及其支流与兴凯湖共同形成的冲积与湖积沼泽化平原，面积8800平方公里，亦称穆棱市——兴凯平原。其中，沼泽与沼泽化土地面积约240万公顷，是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
三江平原素以“北大荒”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垦前，草甸、沼泽茫茫无际，亦有成片森林，野生动物繁多。开垦后建有许多大型国营农场，“北大荒”已变成了“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此同时，区域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气候条件开始恶化，早涝灾害增加，风害加重，水土流失严重，珍稀动植物减少，而中国方面并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意识。
而按照日本专家当时的调查意见，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
中日技术合作不久，即在农业、水利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几年后，大规模的三江平原综合治理工作拉开了序幕。1988年，三江平原项目正式列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重点”。随后，从1985年到1999年长达14年的中日技术合作中，日方先后援助7亿日元（包括科研仪器、设备等），派遣多名来华专家，中日双方共完成了16项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三江平原开发治理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中日开展深度合作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在1996-1997年度（第四批）日元贷款中，“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开发计划”一举获得了177.02亿日元建设资金。
东北地区在当年是获得与日本合作机会比较多的地区，负责项目申报的中方代表也十分感谢八岛的努力。对此，八岛却认为“对东北的合作项目实施，跟我的个人感情毫无关系！”
是啊，撇开个人感情不谈，单从项目本身来看，当时的文件显示：在中日技术合作初期，很多工作都是属于“开拓性”的！中日政府就合作制定了总原则，而每一个具体项目却都需要操作人员才能具体落实，在当时，中日双方在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评价的那样：“如果没有八岛先生的主动努力和协调，早期的那么多JICA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是难以想象的。”
用心去工作，主动做项目 从1980年中日双方签署第一批7个项目3309亿日元贷款的政府换文为标志，日本对华ODA正式开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中国方面的项目工作人员了解ODA项目操作情况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是ODA框架下名目繁多的子项目，仔细且复杂的申报内容与管理手续，使很多人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再加上当时的中方干部十分缺乏国际合作经验，更谈不上主动组织设计和申请项目合作了。再加上JICA的程序管理也在不断变化中，更让中方人员颇感吃力。
用心去工作，主动做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JICA中国事务所20岁的时候，一位亦如当年八岛一样“用心工作”的JICA人完成了一项众望所归的工作——《怎样利用日本技术合作～JICA渠道技术合作应用指南》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同时完成面世！
负责完成这一“指南”的专家，是中国归口单位国家科技部邀请JICA派遣的技术合作协调专家冈田实先生。
冈田先生1988年进入JICA工作，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日本对华ODA方面，既是执行者、领导者，又是具有专门研究水平的学者，发表了许多有关ODA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专论。2008年，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日中关系与ODA》。如今，他担任着JICA中国事务所的总务副所长。
冈田先生编撰的“指南”全文由“与JICA合作取得成功的各种事例”、“JICA的组织机构与日本的ODA构造”、“怎样申请JICA渠道技术合作”三个大部分组成。作为“附录”的参考资料卷末，还登载了各种项目申请表格、迄今为止的JICA合作事业总结、日本对华经济合作计划等。全书128页，把纷纭复杂、信息丰富、名目繁多的JICA合作内容详尽地条物理化学，使人一目了然，读来通俗易懂，堪称实惠且实用的JICA工作指南。
2002年11月28日，在JICA事务所成立20周年纪念研讨会召开之前，科技部主办的“中日政府间JICA渠道技术合作项目申报和管理说明会”上，来自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的150多名与会代表获得这本“指南”后，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与感谢。
这曾经是八岛先生当年的一个愿望，是他想做而没有精力和条件做到的未尽之事。如今，他的继任者“接力”执棒，也以自己的责任感，“用心工作，主动找活儿干”出了成绩。
再说说JICA的开发调查项目。
很多开发调查项目在前期工作繁琐，辛苦。尤其是中方，虽然尽量配合，提供资料，投入不少人力物力，最后得到的也就是一本资料，看似颇有些“出力不讨好”。几年过去之后，结果有不少开发调查项目都在后来成为获得日元贷款、或者无偿援助或技术合作项目，资金、器材、人才先后都来了。
可是，这么重要的项目，在当时连JICA也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和标准，这使中日之间操作起来十分不便。对此，八岛就主动与中方协商，根据日方的管理现状和中方的实际情况，拟定了双方都能够认同的统一规范标准。并且在此后的JICA业务开展过程中，只要遇到合适的对象，他就主动宣传推介开发调查的合作信息，由此，实施了一大批开发调查项目，其中有很多项目后来都成了大额日元贷款的基础准备工作。
“用心工作，主动找活儿干”落实在具体行动中需要的是真诚和责任心。
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八岛发现，尽管当时北京市内的车辆并不是太多，但交通秩序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苗头已经初见端倪。他觉得，将来的中国，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汽车大国，而提高交通管理方面的科技水平，应该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当务之急。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其背景基于他在JICA负责研修工作的经历。他非常了解JICA在世界各国的研修项目实施情况。在菲律宾，JICA执行过一个关于交通管理科学培训的项目，就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于是，他主动向公安部有关领导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建议中方就此提出论证申请。
这样的消息，对于中国公安部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接受了八岛的建议后，迅速安排力量落实此项目的申请筹备。承担具体任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其前身为1979年由中央批准在北京建立，1984年选址江苏省无锡市河乡勤新村建立了以“为公安工作服务、为交通管理服务”为宗旨的“公安部城市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作为交通管理科技领域居主导地位的科技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但是，无论是装备设施还是教学管理经验，都处于刚刚起步状态。
1986年8月6日，八岛继男与同事田边耕治一行2人前往无锡市，专程探访考察了研究所和培训中心，详细了解跟合作相关的信息，并就项目申报给予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一年之后，八岛离任回到日本之后，他仍然主动与日本警视厅就此保持沟通，从中斡旋协调，经过反复磋商论证，终于1988年11月10日，由中国公安部与JICA就“中国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合作项目”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1989年1月21日，日本长期专家组协调员高桥公一郎进驻培训中心办公，中日合作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4月25日，第一期岗位培训班正式开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专程亲临现场参加了开班活动。到1992年项目结束，先后有10多名日本专家先后前来培训中心授课。
如今，这里作为中国道路交通管理培训的最高机构，拥有100多名师资力量、1万多平方米的培训场所，承办各类培训班80余期，其中出国培训18期。培训交警总队、支队领导300多名，培训基层交警5000多名，成为中国公安系统名副其实的人才摇篮。
与此情形类似的项目还有“工厂现代化技术改造项目”开发调查、中日技术合作“上海现代模具技术培训中心”等，都是八岛在离任之后，主动的继续帮助寻找日方合作伙伴，最终促使项目完善条件后得以顺利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处，就是中国现代化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和职业企业家的摇篮——“天津企业管理培训中心”。
该中心位于天津市高科技产业园区天津水上公园北路16号。作为中日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它筹建于1983年，中方投资人民币2100万元，完成土建工程16090平方米，日方支援近3.3亿日元的各种教学设备（与JICA的合作一直延续到1996年还在进行后续合作）。1986年3月15日正式落成，同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和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为典礼剪彩。JICA副总裁牟田口道夫出席了典礼仪式。如今，职业培训、企业咨询、对外交流、科研信息、学历教育等五项功能已成为该中心的突出优势。
而在筹备初期，因为中方缺乏必要的合作条件，一度面临取消计划的危险。对此，八岛继男多次前往天津市与中方相关机构磋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促成中方协调确定了利用手表厂的建筑作为教室、利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外宾楼作为日本专家宿舍的方式，才使项目符合条件得以顺利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培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高层人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该中心从筹备到成立，一直都得到了中央政府高层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朱基、李瑞环、李岚清、谷牧、王忠禹、张立昌等都曾经亲临中心检查指导工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先后三次为该中心题词，对其寄予厚望。
此外，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JOCV）来到中国，是八岛继男先生主动开拓工作的又一例证！
JOCV于1965年创立。是一项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派遣具有一定技术、技能的年轻志愿人员的事业，旨在促进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沟通相互理解。1974年合并成立JICA后，JOCV成为其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十年后的1984年，中国都没有引进此项合作。为此，也是八岛先生主动向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人员介绍推荐了这项计划。
不久，中方正式致函JICA中国事务所，希望在：
“1985年度，我方拟邀请4名青年海外协力队员来华，在上海科技干部培训中心日语班任日语教员。第一期日语学习班预定1985年3月份开学，学员大部分是将赴日研修的技术人员，为了使教员能够参加学习班的后半期教学活动，4名队员能在4～5月份来华最好。是否可能，请予研究答复为盼！”
此函的日期是：1984年10月25日。
在八岛继男的协调下，国家科委代表中国政府很快就此函内容与日本驻华大使馆协商。随后，按照有关操作程序，正式拉开了JOCV与中国的合作序幕。
1985年10月，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国家科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派遣协定》。
1986年12月应中方邀请的第一批4名队员抵达北京为开端，到2009年10月的20多年里，先后有714名日本青年队员被派遣到（除广东省、西藏自治区两地以外）的中国各地，他们分别在日语教育、医疗、体育、汽车维修、果树栽培等60多种专业领域，与中国基层人民一起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私贡献自己的才智，履行他们同生活、同思考、同工作的“三同主义”，为增强中日人民的理解和加深友好交流取得了显著效果。
面向21世纪的青年交流 1983年11月23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
面向21世纪的青年交流
在中日首脑会谈中，时任首相中曾根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的原则。24日，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成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
1984年9月10日至12日，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尽快在北京建造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1986年3月19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沈觉人、日本国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北京就日本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建设“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项目”签署了第一笔2.81亿日元赠款协议。随后，1986年10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第二笔19.61亿日元赠款协议。当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北京东部的亮马河荒地上挥锹铲土，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
在此之后，中日双方先后于1987年6月26日签署了第三笔30.45亿日元、1988年9月12日签署了第四笔51.04亿日元赠款协议，至此，四次共计提供无偿援助103.91亿日元赠款手续方告全部办理完毕。
所以罗列其中烦琐的过程，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资金合作项目操作本身劳动的复杂性。几乎所有的项目，中日双方许多相关的工作人员之间，都要来回反复地谈判、争论、磋商、沟通、协调等等。外人可能只看见热闹的仪式，壮观的结果，至于中日两国的具体经办人员所承担的工作之繁重与复杂，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占地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纪饭店），其主体建筑仍然是亮马河地区亮丽的风景，其内设的网球场、游泳馆等附属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堪成现代化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设施。而且，二十多年里，以此为据点，举行过若干次中日交流活动，在沟通中日人民相互理解、促进交流与合作方面功绩显著。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直至今日，中日合作中一直也因为各种“差异”导致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双方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互相理解的协调人。面对自己的上司和国家的原则与利益，面对合作方的实际需要，八岛继男先生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协调人！
“西瓜革命”的舞台 1985年前后的“菜篮子”，曾经是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能够满足蔬菜瓜果的市场供给，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首的中方特别希望以中日技术合作的形式，引进建立蔬菜作物“种子库”。而日本方面则计划以无偿资金合作援建的方式，支持中方建设蔬菜栽培的设施。双方都有各自的考虑，沟通出现了问题，谈判陷入了僵局。
“西瓜革命”的舞台
在此情况下，八岛先生积极斡旋，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北京蔬菜中心专项合作计划”，把中日双方想法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合作项目得以继续。
正是这个撮合，成就了后来中日技术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
借助JICA援建的北京蔬菜研究中心这个舞台，日本种子专家森田欣一先生开始了与中方进行一系列合作。
当时，北京地区的西瓜种植主要是以传统常规品种为主，新品种因严重混杂而退化、消失。1982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成立，遂即开展对早熟、优质、丰产、抗病为目标的西瓜杂交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并聘请日本千叶县育种专家森田欣一，帮助引进先进栽培技术、相配套的设备器材和种质资源。
森田为培育新一代西瓜，无偿提供了很多西瓜种植技术资料。为加快育种周期，除每年对蔬菜进行一次杂交育种外，他还回到日本，进行第二次育种。在森田指导下，经过蔬菜研究中心人员的努力，终于培育出具有甜度高、口感好、高产、稳产、品质优良等突出优点，适合北京地区种植的优质西瓜。
为了纪念这一合作成果，中方以森田先生的名字“欣一”的“欣”与北京的“京”为该西瓜品种命名为“京欣一号”作为纪念。
后来，在北京地区的西瓜评比会，评委按形体、甜度、肉质等多项技术指标打分。京欣一号糖度值达14度，远远超过其它品种。蔬菜研究中心把“京欣一号”的父本和母本以及栽培技术传给北京郊县的瓜农，从此“京欣”西瓜在北京大面积推广，农民致富，还派生出红红火火的“西瓜节”来。
“京欣一号”的嫁接育苗与大棚栽培等一系列早熟栽培技术的运用，标志着我国西瓜史上的一次飞跃，成为引进国外智力的一大成果。
从1990年以来，“京欣一号”一直占据北京西瓜生产面积的85%以上。一个品种生产一般3到5年就要退化，而“京欣一号”至今已有20余年，可谓经久不衰。原因就是它既适合露地，也适合棚栽，同时在南方低温阴雨天气下，表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在至今推广的近20年中，尽管气候多变，其亩产量均一直保持在3000—4000公斤，使西瓜产量提高了45%。每年创造经济产值数亿元人民币，可谓是一本万利。
除了“京欣一号”西瓜之外，森田欣一先生还同北京蔬菜研究中心一起，共同培育了“北森二号”、“北森四号”等网纹甜瓜品种，为中国的消费者培育出了多个种高品质优良水果。森田先生还同中方共同开发出一整套西瓜栽培综合技术措施，在北京郊区示范后确认每亩可增产30%左右，后来向全国推广。
后来，森田欣一被中国政府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以示褒扬。2009年，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举办评选《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活动时，森田欣一也名列其中。
当然，这些后话，八岛先生并不十分清楚。
在八岛的任期内，恰好是日本对华ODA实施刚开始不久的“磨合期”，出现各种“问题”的确难以避免。给中日双方当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残疾人康复中心”、“专利技术检索教育系统开发”、“上海水产加工技术开发中心”、“有色金属矿业实验中心”等项目，一度都出现过中日双方各执己见的局面，每当这个时候，“八岛先生总是能够在出现问题时，站在中间的立场上，照顾到中日双方的愿望，想方设法从中化解了矛盾，让中日合作的车轮向前推进。”
这些，来源于一份中方文件中对八岛当时工作的评价。
赶上中日关系“蜜月期”是我的幸运 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期”。
赶上中日关系“蜜月期”是我的幸运
中日之间高层往来不断，多层次交流频繁，合作项目迭出，当时的大好局面，很是让今天的人们所怀念和感叹。其中，日本对华ODA作为日中关系中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为表示对华友好和发展的支持，大平正芳内阁曾为援建中日友好医院无偿提供了164.3亿日元的器材设备；中曾根康弘内阁曾为援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无偿提供了103.91亿日元的器材设备；竹下登内阁为援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和敦煌石窟文化保护展览中心，分别无偿提供了104.99亿日元和10.47亿日元的器材。而以这“首相项目”为代表的对华ODA重点项目的实施，都凝聚了包括八岛继男在内的中日工作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八岛继男说，“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八岛继男是赶上了这样的十分忙碌的历史时期。
在八岛任期内，责任最重大、投入心血最多的，当属“首相项目”。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项目——这也是日本对华ODA中实施最早、金额最大、项目影响最广泛也最具代表性的无偿援助重点项目。建设期间，除了要协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意见，还要协调国家科委和卫生部之间的意见。因为这些协调，又多争取到了一项多达5亿日元的计划外“小循环设备”项目。
20多岁的中日友好医院 如今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都是名列前茅的。
20多岁的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在中日ODA合作和JICA项目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位于朝阳区樱花东路的中日友好医院，是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内阁以无偿援助164.3亿日元，由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建设完成的。如今，它是直属于中国卫生部领导的国立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1984年10月23日开院至今，建筑面积18余万平方米（含在建面积），现编制床位1500张(含在建床位)，设有58个临床、医技科室，附设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及培训中心。医院日门诊、急诊量3000余人次，年住院人数2万余人次。医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以疑难疾病、危急重症诊治为重点，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和预防保健等多项功能为一体，同时承担中央保健医疗康复任务以及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涉外医疗任务。
全国“百佳”医院、北京市“十佳”医院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荣誉之一。2001年又被列为中央保健基地医院。同时还是北京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临床医学院。医院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现有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近600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人员近700人。医院承担着20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曾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目前，有博士研究生导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200余人，先后培养了几千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建院以来，中日友好医院还是全国医疗行业对外交流的窗口，曾被外国人在北京协会评为“外国人在京就医国有医院满意率第一单位”，并与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大学、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已聘请了国外82位医学及管理专家作为医院的名誉教授，同时有近30位医学教授和管理专家被聘为国外知名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并先后成功举办了60余次400人以上的国际学术会议。
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中日友好医院受到各国政府和民间友好人士的广泛关注。医院多次接待日本国政府领导人的参观访问，接待世界各国要人的参观考察。以医院为平台组建的中日医学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组织中日双方常年开展着各种交流活动。
2003年，在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斗争中被指定为SARS防治专病医院；2008北京奥运会会作为定点医院，是唯一收治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中高级官员等的定点医院，同时还承担了国家体育馆（“鸟巢”）的奥运医疗保障任务。
除了一流的基础设施、器材设备等“硬件”建设外，中日友好医院从建院开始，就从未停止地一直执行着JICA渠道的多项技术合作项目。
有数以百计的从日本派遣来医院从事项目合作的长期专家、短期专家以及前来交流访问专家学者。他们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也促进了中日医学事业的交流与合作。
人们至今不会忘记原日本千叶大学校长、著名病理学专家井出源四郎教授，他在1981年就作为JICA专家、出任中日友好医院实施协议调查团团长，在中国调查期间，就此项目前期筹备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前后，他多次往返中日之间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他不仅促成了日中医学协会与中国方面的多项交流，还多次访问湖南大学，并使之与千叶大学在内的多所日本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1986年作为JICA专家来中日友好医院工作的喜多悦子女士，是日本红十字会九州国际看护大学的教授、校长（2005年至今）。她不仅是临床检查和小儿科方面的专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80年代，喜多就参与WHO的很多救援活动，后来担任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协会的顾问。喜多女士因为热心公共医疗福利事业受到国际好评，并且多次受到国内外的奖励，她至今仍然关注着中日友好医院的发展。
还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医生、护士、日本青年协力队员，都先后在中日友好医院留下辛劳的足迹，为中日友好医疗交流贡献过力量。
还有从中国派遣到日本各医疗机构进行研修的人员。通过JICA渠道向日本派遣研修生，作为中日两国间长期开展的一项科技合作项目，日方为中国设置了理工农医类120多个研修项目，并为研修生免费提供国际往返旅费、在日食宿交通和医疗保险等，有效提高了中国青年科技人员的业务素质。
中日友好医院是最典型的受益者。到2006年，全医院有228人次作为JICA研修生赴日本学习，占JICA医学研修生总数的近1/3。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79年到2006年，中国各地已有80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了赴日研修。目前，JICA医学研修生归国人员分散在中国多个省、市、自治区，领域涉及临床内科、外科、药学专业、护理、检验等多个专业。众多研修学员学成归国，在其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所在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或业务骨干。为促进JICA赴日研修项目更好的开展，发挥JICA医学研修归国人员的积极作用，JICA医学研修生归国人员同学会就设在中日友好医院内。
2004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医院建院20周年纪念大会上，JICA的嘉宾致辞中的一段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以人来说，20岁已是成人了，具有了自我意识和责任感，是面向未来重新开始的年龄。迎来建院20周年这一重要年头，今后中日友好医院被赋予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作为JICA中国事务所，我们也将珍视一直以来所培养的友好关系，继续开展合作工作。”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八岛赶上的第二个“首相项目”是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项目建设。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1987年5月，八岛继男结束了在中国事务所的5年任期回到日本后，他先是在JICA研修事业部出任副部长，1990年又出任JICA大阪培训中心所长。离任之前，他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就实施“青年邀请计划”达成一致。在负责研修期间，促成了“中国农村培训”、“技术贸易培训”及在北九州市国际中心开展的“日语培训”等重点项目，为中方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业务骨干。
1992年12月，八岛继男在JICA退休。
退休后的八岛继男几乎没有休息，于退休当月又被聘请出任建设中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日本专家组长。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是1988年9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八月来华时，与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商定的，为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日本政府决定提供一笔赠款，援助中国的环境保护项目。为此，中日双方的工作机构开始了长达4年的筹备磋商工作。终于，到1992年5月8日，日本原首相竹下登、驻华大使桥本恕与中方吴学谦副总理、雷洁琼副委员长、环保局长曲格平及多个部委的领导，共同举行了项目奠基典礼。
按照该中心10周年庆典工作总结时的划分方法，从1990年到1995年，主要是无偿资金合作阶段，其中，1992年到1995年也是专项技术合作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日方援助的器材交接，设备安装调试，根据后续项目实际需要选派日本长期专家和短期专家来华工作，选派中方研修人员赴日本进修，等等，全部都是为第二、第三阶段专项技术合作项目打基础的重要时期。虽说八岛先生有过在北京工作五年的经历，对北京各个部门都轻车熟路，但大量繁杂的具体的工作一旦操作起来，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差事。
八岛以他的责任心和实际行动出色的完成了第一任专家组长的任务。
在此期间，他在中国前后工作7年多的贡献被中国各方面充分肯定。除了一系列ODA重量级大型项目外，由八岛负责实施的专项技术合作及无偿资金合作超过20项；负责实施的开发调查超过20多项，其中不少成为后来日元贷款重点项目的决策依据。还有部分后续项目的前期筹备，在JICA中国业务中都具有一定影响。
1992年，八岛继男获得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该奖项是中国国家最高等级的五大奖项之一；
1994年又被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励！
此外，八岛继男在中国工作期间，还先后有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黑龙江省科委、中国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五周年纪念）等机构，以感谢状和奖状的形式，对其工作业绩表示肯定。
1996年5月5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王丙乾、王光英、程思远、布赫，国务委员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黄华，日本国前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先生、日本国驻中国大使佐藤嘉恭先生等中日双方贵宾和代表等。仪式上其中个议程是中心的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先生代表领导小组宣读决定：通令表彰中心筹建办公室和日本国际善邻协会等18个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此时，八岛先生已于1995年8月从中日环境保护中心JICA专家组长的职位上离任回到日本，担任着日本国际善邻协会理事和环境推进中心顾问。